岗背的刘氏总祠修建过程

粤-刘爱民

  据《兴宁刘氏族谱》所载资料介绍，情况大体是这样的：在清朝康熙三十九年，即公元1700年，是先着手修缮了开七公的祖墓，然后才创修了刘氏总祠。由于这一过程记载得不够详尽，使得后人对于这座祠堂的具体创建时间感到比较模糊，难以确切断定。那么，是否存在更为可靠、更为精确的文献记载，能够帮助我们澄清这一历史细节呢？


  关于岗背刘氏总祠的缘起，它最初并非专门营建的祠宇，而是先祖留下的私有宅院，规模颇为宏大，许多后裔子孙都曾居住于此。正因其本是私宅改建，所以关于它具体始建于何年何月，谱牒中更是缺乏明确的原始记录，在此我们也不便妄下定论，只能依据后续文献进行追溯。


  然而，我们可以从一份重要的契约文书中找到关键线索。根据民国廿七年（1938年）兴宁刘益吾先生编纂的《刘氏族谱·祠宇·冈背祠、广州祠》中，所收录的“附录：本祠原住人共立合同字一条”的详细记载，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


  首先，联合签署这份合同的，是开七公两大房派的族人代表（此处为行文简洁，暂不列举具体人名）。事情的起因，是我族大始祖开七公遗留下一栋祖宅老屋，这栋房屋原本由“榕树下”这一房的叔侄世代居住、管理。但因年代久远，风雨侵蚀，老屋已然破败坍塌，而本房人丁财力有限，无力独自承担起修缮的重任。于是，在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他们深明大义，自愿将这栋祖传老屋交还给刘氏十四大房的全体叔侄，提议由整个宗族合力共同出资进行重修。如今，各方经过商议，决定动工，并且一致同意，修缮工程必须严格依照老宅原有的格局、制式进行复原修建，以保存祖业原貌。


  这份合同中有着明确的规定：整座建筑中，三栋正屋合计共五十六间房舍，包括上、中、下三堂主体，以及四座花厅、左右四条走廊等核心部分，在重修之后，将全部归属于刘氏十四房宗族公有产业，任何个人不得私自入住、占用，也不得在其中囤积私人杂物。而左右两侧的附属横屋，连带最初的一层围龙屋，则划归给“榕树下”原来的居住族人，作为对他们交出祖屋的补偿，准许他们永久居住使用。


  合同签订之后，为了筹集改建经费，当时族中的举人刘庆文先生特意撰写了一篇《兴宁北厢冈背榕树村修整祖祠簿序》，以此文告开始向全体十四房族人发起募捐，募集资金专项用作将这处私宅改造为公共祠堂的所需费用。


  另据同一文献中“又详载本祠事实”部分的描述，我们得以知晓更为具体的工程进程：这座祠堂的风水坐向为正坐寅山。整个改建工程于清代咸丰六年丙辰岁（1856年）十月初十这一吉日良时，正式开工筑墙兴建。工程持续了数年，直到同治元年壬戌岁（公元1862年）冬天，主体建筑部分，即上、中、下三堂合计五十六间房屋，加上左右两侧的横屋二十四间，才全部建造完工。紧接着，在同年的十月二十三日寅时，举行了隆重的“进火”入祠大典，正式将祖先神灵请入新祠。当时，祠堂内共安奉了先祖的谥位神主牌多达一千九百零一位。


  此后，祠堂并未完全竣工。后续又进行了增建围龙屋的工程，计划增建二十四间（原本可能只有十八间的基础，后续设计扩建多加六间）。这项增建工程于光绪元年乙亥岁（公元1875年）正月二十日午时动工，至光绪二年丙子岁（公元1876年），包括新增的围龙屋以及祠堂化胎、前后左右等所有附属建筑，才全部修缮完工。随后，在同年十月十五日卯时，再次举行了进火仪式，此次新增安奉了先祖谥位五百八十六位。


  最终，在清光绪二年丙子岁（公元1876年）的仲冬月（即农历十一月），由二十世嗣孙刘泉鉴撰写了《新修岗背刘氏宗祠谱序》，将整座祠堂的兴建始末、规制格局详细记录于族谱之中。而后，刘原深又撰写了《续序》一篇，对前序加以补充，使得整个记录更为完备周全。

粤-刘爱民

  总结：综合以上来自族谱合同与事实记载，我们可以清晰地勾勒出岗背刘氏总祠的兴建时间轴。它肇始于咸丰元年（1851年）订立合同，全体族人同意将原有的祖传老屋改为公共祠堂；随后十四房后裔共同集资，于咸丰六年丙辰岁（1856年）十月初十日正式开工改建。主体工程历时约六年，于同治元年壬戌岁（1862年）冬天正式进火入祠，投入使用。此后，工程一度停顿竟有十余年之久，直到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才再度动工修筑围龙屋及其他附属建筑。到光绪二年（1876年），整个岗背刘氏总祠的建筑群才宣告全部修筑完毕，过程虽历经波折与间歇，但最终结果堪称圆满！


  况且，这座总祠的地理位置极为优越，它距离我族大始祖开七公的坟茔并不遥远，几乎是近在咫尺。这样的布局，使得宗族祭祀活动可以连贯有序地进行：今日在祠堂之中，依照谱系排列位次，明确昭穆尊卑之序；明日便可前往祖墓之前，陈列丰洁的祭品，举行庄严的祭奠。这两项礼仪次第举行，代代相承，作为子孙后代，谁敢有丝毫懈怠呢？这正体现了儒家“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孝道与敬意，我们今日所见所行的祠墓并重、祭祀不断的传统，不正是这一崇高理念的具体实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