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汉室，再造江山---光武中兴

绿林军与赤眉军携手推翻新莽政权后，局势却迅速陷入了纷乱无序的混战之中。更始帝刘玄进入长安大封功臣，并醉心于皇帝的生活，整日饮酒作乐。此时，赤眉军另立刘盆子为帝，并整顿军队，加紧向长安进军。

当绿林、赤眉两支起义大军各立天子、相互混战之际，刘秀趁机扩充实力，最终一统华夏，光复了汉室江山。25年六月，刘秀称帝，沿用汉的国号，年号建武，称光武帝。

刘秀称帝后，基本控制了中原要地（今河北、河南大部和山西南部），但各地仍然处于分裂割据的局面。光武帝审时度势，决定先集中兵力，铲除对中原构成最大威胁的关东割据势力，继而挥师西进，逐一平定。不久，攻克洛阳，并迁都洛阳，用了四年时间，就将关东地区各个割据势力全部铲除。

在平定关东割据势力的同时，在关中开始平定赤眉农民起义军。25年九月，赤眉军攻入长安，推翻了更始政权。

建武二年（26年），光武帝派邓禹在关中与赤眉军交战多次，大大削弱了赤眉军的力量，但汉军方面也损失很大。于是光武帝又派善于治军、作战稳健的冯异率军前往支援。公元27年2月，冯异在崤底做好埋伏，引诱赤眉军深入，然后发动突然袭击。赤眉军阵脚大乱，八万多人被迫投降。接着，光武帝亲率大军，在宜阳（今宜阳西）拦截折向东南的赤眉军，将其全部歼灭，赤眉军首领樊崇等十余万人投降。

至此，光武帝终于将持续战斗了十年多的赤眉农民起义军镇压，取得了关中地区，于是开始了下一步的战略：西图陇、蜀，统一全国。光武帝根据形势，制定了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到公元36年底，光武帝彻底平定巴蜀，取得了统一战争的最后胜利。

一、东汉初期的政治方面

光武帝完成了统一大业，恢复了汉室的统治。由于连年征战，使光武帝对战争产生了厌恶之心，而且他也深知天下百姓久遭战祸，财物耗尽，天下太平是人心所向。因此，在陇中蜀地（今甘肃陇西及四川部分地区）平定之后，光武帝决定致力于发展社会经济，安抚周边少数民族。

1、加强皇权

光武帝刘秀表面上优待功臣贵戚，赐予他们爵位、田宅和高官厚禄，实则暗中剥夺了他们的军政大权。光武帝刘秀鉴于西汉前期三公权重，权柄下移，虽设三公之位，而把一切行政大权归之于设在中朝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尚书台。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尚书仆射一人，六曹尚书各一人，秩皆为六百石，分掌各项政务。以下设有丞、郎、令史等官，所有一切政令都由尚书台直接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从此，“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公）府”；“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然而，东汉后期，一些权势显赫的大臣纷纷加授“录尚书事”的职衔，致使权力再度旁落，尚书台逐渐沦为权臣专权的工具。 

2、仁心待人

光武帝刘秀认为“天地之性为人贵。”新莽末年，群雄并起，东汉光武帝刘秀，通过其贵人思想的实践，成功地使功臣们富贵一生而甘心放权，这一思想在当时的政治实践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不妄杀生灵。23年，他奉刘玄之命，持节行巡河北，进至邯郸时，故赵缪王的儿子刘林劝刘秀说：赤眉军正在河东地区，只要决开黄河大堤放水淹灌，百万之众的赤眉军就可成为釜中之鱼。刘秀没有同意，保全了百万生灵。

他善待降卒，23年秋，刘秀的汉军大破铜马军之后，光武帝非但没有杀投降的铜马军的一兵一卒，反倒封他们的首领为列侯。投降的人还是不放心，光武帝刘秀就命令他们各自回本营统领军队，而自己轻装简从巡行各部阵地。投降的人互相交谈：“他待人以诚推心置腹，我们哪能不以死效力呢！”从此都心悦诚服了。刘秀把投降的士兵全部配给各个将领，于是部众多达几十万，所以关西一带称光武帝为“铜马帝”。

他不念私仇，推崇“人道”精神。更始帝刘玄曾亲自下令杀死了光武帝的大哥刘縯，其仇可谓大矣。可当更始帝兵败逃亡之时，他却颁布了一道令常人无法理解的诏书，诏告天下：更始兵败，仓皇遁逃，妻离子散，落魄流离。朕心怀恻隐，实所不忍。今特封更始为淮阳王，以示宽宏。吏民人等，如有胆敢加害者，其罪当诛，视同大逆不道。

后来，刘玄被赤眉军将领谢禄绞杀。光武帝刘秀闻讯，悲痛不已，遂诏大司徒邓禹，将其葬于霸陵。并念及刘玄遗孤，特封其三子皆为侯爵。

3、简化机构

建武六年（30年）光武帝下诏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有四百余县，吏职省减，十置其一”。

同时，废除西汉时的地方兵制，撤销内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职，也取消了郡内每年征兵训练时的都试，地方防务改由招募而来的职业军队担任。但是，到了东汉后期，州牧刺史逐渐权重，兼有军政财大权，地方兵力又逐渐兴起。

4、中和矛盾

光武帝刘秀爱好经术，深谙“中和”之道，并以此道化解了诸多矛盾，破解了一道道难题。即位之初，光武帝刘秀根据谶文任命平狄将军孙咸代理大司马，众人都不高兴。于是他就转而采取推举法，令推举可以担任大司马的人选。群臣推举的结果有两个人选，即吴汉和景丹。如何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光武帝刘秀曾言：“景将军乃北州骁将，堪当大司马之重任；而吴将军因贡献重大决策，且严惩苗幽州、谢尚书，功绩显赫。过去官制规定，骠骑将军的官职可以与大司马相互兼任。”于是任用吴汉为大司马，授任景丹为骠骑大将军。这样一来二人及群臣都再没什么意见了。

在处理封建土地关系上，光武帝遵循的总原则是抑强扶弱。对于土地所有者，他采取的主导政策为：既宽容以待，又适度约束。在政治领域，他一方面赋予大土地所有者以政治权力，同时将其中的佼佼者吸纳至政权之中，加以管制。另一方面，他通过树立典范，引导大土地占有者，寻求新的、温和的、道德型的管理手段来缓和阶级矛盾。

5、整顿吏治

光武帝刘秀鉴于西汉后期吏治败坏、官僚奢侈腐化的积弊，即位以后，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以为地方官吏；并对地方官吏严格要求，赏罚从严。因而经过整顿之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故《后汉书·循吏传》有“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之誉。

二、东汉初期的军事行动

东汉建立后，立即出动大军渡河南征。首先，刘秀的军队迅速扫荡了更始政权在各地的残余势力。随后，集中主力在崤山谷地对赤眉军进行了决定性的打击。建武三年正月，冯异将军在崤底之战中运用伏击战术，大败赤眉军，导致赤眉军8万余人投降。建武元年八月，刘秀军队攻取洛阳，巩固了东汉政权的统治。这年十月，光武帝刘秀由河北至洛阳，于是决定在此定都。

建武二年（26年）春天，邓禹率部到达关中地区，趁赤眉军撤离长安到扶风（今陕西兴平）的时机进入长安。不久，赤眉军复还长安，击败邓禹军，迫使其撤出关中。但这时赤眉军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一方面，关中地区的豪族地主筑起营垒，负隅抵抗；另一方面，关中又接连发生灾荒，粮草供应非常困难。赤眉军无奈之下再次撤离长安，决定率兵向东撤退。不料在东归途中陷入汉军的重围之中。

建武三年（27年）正月，光武帝刘秀以邓禹屡战败绩，乃命偏将军冯异为征西大将军，代邓禹总统诸军；又命邓禹率军与冯异会合，在崤山（今渑池以南）一带布防，狙击赤眉军。崤底（今渑池西南）之役，赤眉军大败，损失八万余人。余众十余万人南走，在宜阳（今宜阳县西）附近陷入重围。光武“自将征之”，赤眉忽遇大军，非常震惊，乃遣刘恭乞降。

平定农民起义后，东汉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进攻南北各地的封建割据势力。从建武五年至十二年（29～36年）之间，陆续消灭掉渔阳的彭宠、南郡的秦丰、梁地的刘永、齐地的张步、卢江的李宪、东海的董宪、汉中的延岑、夷陵的田戎、陇西的隗嚣、安定的卢芳和巴蜀的公孙述，重建统一的刘汉政权。

为稳固新兴的东汉封建政权，光武帝刘秀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相继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强化皇权与缓解阶级冲突的政策措施。 

三、东汉初期的经济策略

1、与民休息

释放奴婢、刑徒。自西汉后期以来，农民之沦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为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王莽末年，不少的奴婢、刑徒参加起义；同时在一些割据势力的军队中也有不少的奴婢、刑徒。刘秀在重建刘汉封建政权中，为了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力量，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并规定凡虐待杀伤奴婢者皆处罪。诏令免奴婢为庶人的范围，主要是，王莽代汉期间吏民被非法没收为奴的，或因贫困嫁妻卖子被卖为奴婢的；在王莽末年因饥荒或战乱被卖为奴婢的；在战乱中被掠为人下妻的。除此之外，还规定禁止任意杀伤奴婢以及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说明奴婢的身份地位比过去有所提高。同时，在省减刑罚的诏令中，还多次宣布释放刑徒，即“见徒免为庶民”。

薄赋敛，省刑法，偃武修文，不尚边功，与民休息。东汉初年，面对战乱导致的生产荒废、人口骤减的严峻形势，光武帝着重推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首要之举便是减轻赋税。建武六年（30年），朝廷颁布诏令，恢复西汉前期的三十税一赋税制度，减轻百姓负担。紧接着，刑法得到精简，社会氛围逐渐宽松。在此基础上，朝廷又大力推行文化事业，减少军事行动，不再崇尚边疆战功。光武“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未尝复言军旅”。建武二十一年（45年），西域鄯善、东师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帝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建武二十七年（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灭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光武帝下诏道：“如今天下灾害频发，百姓生活困苦，惶恐不安，不如让百姓休养生息，得以喘息。” 

2、释放奴婢

自西汉后期以来，农民之沦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为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王莽末年，不少奴婢、刑徒参加起义；同时在一些割据势力的军队中也有不少的奴婢、刑徒。光武在重建刘汉封建政权中，为了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力量，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并规定凡虐待杀伤奴婢者皆处罪。还有，还规定不许任意杀伤奴婢以及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说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较之过去有所提高。同时，在减轻刑罚的诏令中，朝廷还多次宣布释放刑徒，使他们重获自由，回归平民生活。 

3、抑制豪强

实行度田政策。东汉政权本是在豪强势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但豪强势力的发展，土地兼并的逐渐严重，既威胁皇权，也影响百姓生活，以及为了加强朝廷对全国垦田和劳动人手的控制，平均赋税徭役负担，于建武十五年（39年）下诏“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察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就是令各郡县丈量土地，核实户口，作为纠正垦田、人口和赋税的根据。诏下之后，遇到豪强势力的抵制。刘秀下令将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伋及其他诸郡太守十余人处死，表示要严厉追查下去。结果引起各地豪强大姓的反抗，有的地区甚而爆发武装叛乱，“青、徐、幽、冀四州尤甚”，“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予东汉王朝以极大威胁。面对两种不同性质的反抗，光武帝采取镇压与安抚并用的手段，一方面“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拖，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很快，贼便解散了，另一方面，把捕到的作乱首领人物迁往他郡“赋田授廪”，切断他们与原所在郡的联系，给了豪强地主严重的打击。经过度田事件后，郡国大姓的抗衡平静下来，出现了“牛马放牧，邑门不闭”的大好局面。度田也成为东汉朝廷的定制。

四、东汉初期的文化发展

1、重视文教

光武帝刘秀极为重视图书文化建设和皇家藏书的收藏。王莽末，典籍被焚，鉴于西汉官府藏书散佚，而民间藏书颇多，每到一地，他未及安顿，便先访求儒雅之士，搜集散失的典籍，填补遗漏的知识。他下旨天下，广为收集。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籍，遁逃林籔。从此以后，学识渊博的学者们无不怀揣着典籍图书，汇聚到京城。数十年间，朝廷各藏书阁，旧典新籍，叠积盈宇，汗牛充栋。如“石室”、“兰台”、“仁寿阁”、“东观”等多处，藏书的规模和数量超过了西汉。迁还洛阳时，其经牒秘书，载乘二千余辆。奠定了东汉国家藏书的基础。

2、提倡儒学

光武帝刘秀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东汉建立后，即兴建太学，设置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光武帝刘秀巡幸鲁地时，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后来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他尤其崇拜儒家今文学派所宣扬的谶纬迷信。早在东汉建立之初，刘秀就仿照王莽、公孙述等人利用谶书作为其承受天命的依据，指使他过去的同学强华伪造了一个叫作“赤伏符”的谶语：“光武帝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在野，四七之际火为主”，表示他继承了西汉的火德，是“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的真命天子。东汉统一全国后，更“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迷信尊为“内学”，作为其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在提倡儒学神学的同时，光武帝刘秀鉴于西汉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禄，依附王莽，乃表彰气节，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企图养成重名节的社会风气。

3、谦和纳士

据《后汉书·逸民列传》载：建武五年，光武帝征召名士周党、严光入朝，想起用他们。结果是周党，入见俯伏而不拜谒，陈述自己愿意谨守志向，隐居村野。严光不受“谏议大夫”之职，而自愿到富春江去耕地、垂钓。对于周党、严光的“狂放”，光武帝不仅没有责备他们，反而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豁达。当博士范升上奏对其二人进行贬斥之时，光武帝却下诏说：“自古以来高明之君、圣德之主，必定有不服的人。伯夷、叔齐不吃周代的粮食，太原周党不接受我的俸禄，也是人各有志。”周党隐居黾池前，光武帝赐予他帛四十匹；严光老死家中，光武帝为他哀伤，下诏赐给钱百万，谷千斛。光武帝的“谦和”，还表现在他能虚心听取不同意见。太学生出身的任延，被光武帝征用。在调任延任武威太守时，光武帝谆谆告诫他：“务必善待上级官员，切勿玷污自身荣誉。”任延回答说：“我听说忠臣不随便附和，随便附和的臣子不忠诚，坚持正义，维护公利，是臣子应有的品德。上下附和，并非陛下之福。要我好好地侍奉上级官员，我不能接受您这个指示。”面对任延的‘犯颜直谏’，光武帝非但未动雷霆之怒，反而冷静倾听这逆耳忠言，虚心采纳任延之谏，深有所感地说：‘卿言甚是。’。 

五、东汉初期的民族团结方面

东汉建立伊始，匈奴、羌、鲜卑、乌桓、蛮（夷）等少数民族就对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与破坏。刘秀在“柔道”思想的指导下，针对不同的少数民族，因时因地制宜，一改汉武帝以来对少数民族的征服和王莽的大民族主义，从休养生息的总方针出发，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的是友好、友善、自治、互助的政策，属于以德治边。这些政策成功地缓和了民族矛盾，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通都大邑商业繁荣，商人的足迹远至西域和国外。

建武二十一年（45年），西域鄯善、东师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刘秀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

六、东汉初期的外交

鉴于王莽的教训，光武帝刘秀一改汉武帝以来对少数民族的征服和王莽的大民族主义，从休养生息的总方针出发，确定了自己的一套民族政策，从而为东汉王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比如实行“逸政”安边，不妄开战端；着眼于合作发展，实施扶持政策；试行“以边制边”，采取“自治”政策等。从主流上看，光武帝刘秀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的是友好、友善、自治、互助的政策，属于以德治边。这些政策成功地缓和了民族矛盾，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通都大邑商业繁荣，商人的足迹远至西域和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