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资料：
刘展程之《刘氏集注汇纂重修历代族谱》的鉴定人刘福姚，其资料如下：
刘福姚生于同治三年甲子岁二月二十一日(1864年)，卒年待考。清代状元。原名福尧，字伯棠，一字伯崇，号忍庵，一号守勤。广西桂林人，祖居东乡刘家里（现桂林七星区） 。
清光绪八年壬午岁（1882）举人，清光绪十五年己丑岁（1889）任内阁中书,清光绪十八年壬辰岁（1892）殿试一甲第一名，成为广西最后一名状元。
由翰林院修撰历任侍讲、贵州乡试正考官、广东乡试副考官、浙江乡试副考官、河南乡试副主考官、翰林院秘书郎兼学部图书局总务总校。
宣统二年庚戌岁（1910）四月，赴湖北、江西、安徽、江苏考察筹办宪政事宜。其性刚烈，为人正直，不阿权贵，故仕途不畅。受翁同癝影响，有维新倾向，翁被革职后，在政治上受到冷遇和歧视。
庚子之难时，留居京城，与浙江词人朱祖谋、同乡王鹏运潜心词学研究，合作《庚子秋词》，成为晚清临桂词派重要成员之一。晚年定居上海，以卖文为生，穷愁潦倒，抑郁以终。着有《忍庵词》。
其祖上是否开七公后裔待查！父亲刘济清身为诸生，深感自己已无望求取科举功名，便把全部希望和精力都寄托在儿子刘福姚身上。他认为体弱多病的刘福姚是难以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的，只有求取功名才有出路，所以早早就将儿子送到私塾念书，自己也严加管教。刘福姚虽然身体单薄，但十分勤恳读书，才智长进很快，渐渐成为学中的骄子。光绪八年（1882年），他参加县考，连续夺得学中第一名，秀才第一名，廪生第一名。这年秋天，他又考中举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他考取内阁中书，便在京中任职。当时的内阁中书，是朝廷的阁部吏员，要有举人的科名，才可应考。录取之后，可受聘为办事员，但并不是官职。光绪十八年壬辰岁（1892年），刘福姚应进士科考，一举夺魁，被光绪皇帝钦点为状元。该金榜一放，就在京城和全国引起不小的轰动。
在正常情况下，科举考试三年举行一次，称为正科大比。正科之外，有时朝廷从选拔人才的需要出发，又加考一科，称为恩科。从光绪十五年到十八年，朝廷共举行了三科大比，即光绪十五年己丑正科，十六年加开恩科，十八年壬辰正科。而光绪十五年己丑科的状元，就是临桂的张建勋。时隔三年的今科状元，又是临桂的刘福姚。在此之前，一个县连夺状元的现象还从来没有过。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一科金榜题名的进士，临桂竟然有刘福姚、范家祚、陈福荫、吕森、王家骥、秦士麟、阳凯、郑揆一等8人。一个县在同一科中能考上8名进士，其中还有1名状元，这在中国科举考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临桂县由此创造了中国科举考试史上的两个奇迹！引起朝野上下一片惊叹，全国各省、州、县也震惊不已。短短几个月内，从京城到各省乃至海外的广西会馆，大门外都贴上“一县八进士，三科两状元”的对联，可谓盛极一时。
当时，刘福姚不满30岁，考中状元以后，授为翰林院修撰，继任翰林院侍讲。后来主张变法维新，并积极参加戊戍变法。然而，变法的失败改变了他的命运。戊戍变法失败后，刘福姚作为“帝党”骨干人物翁同和的门生，虽然没有被罢官杀头，政治上也已被宣判死刑。他除了担任贵州、浙江和河南等省的乡试主副考官之外，他最终所任的官职只是翰林院秘书郎兼学部图书局总务总校而已。“出身状元郎，终生秘书郎”，风华正茂的堂堂状元，一代文魁，竟只能做个管图书的闲官，其政治上所受的冷遇和歧视，可想而知。政坛的失意，也丝毫改变不了刘福姚耿直清正的性格。他除了尊重诸如翁同和那样赤胆忠心为国为民的人士之外，从不屑与朝中那些蝇营狗苟的王公大臣为伍。他常对同僚朋友说“为官可以无禄，不可无骨！”这就注定了他那“除弊开新，革政强国”的政治抱负难以实现。他晚年定居上海，以卖文为生，穷困潦倒，宣统三年（1911），他在失望愤懑中去逝，科举时代广西最后的状元就这样抑郁而终。虽然刘福姚的政治生涯除了积极参加戊戌变法之外，并无多大建树，但他作为晚清“临桂词派”的重要成员之一，文化贡献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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