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公元前202年—公元前157年),即位为汉文帝(公元前180年—公元前157年在位），为刘氏第七十六世祖也，西汉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之第四子,母薄姬，汉惠帝刘盈之弟，公元前180年，吕后驾崩，诸吕灭亡，迎二十三岁的刘恒即皇帝位,为西汉第五位皇帝。
汉高祖十一年乙巳岁（公元前196年），代地陈稀作乱，汉高祖刘邦带兵镇压了叛乱后，封八岁的刘恒为代王，其为人宽容平和，在政治上保持低调。汉高祖驾崩后，吕后专权，诸吕掌握朝廷军政大权。薄姬为了逃避吕后的暗算，主动要求随子出京。又因薄姬平时为人和善，也不敢得罪吕后，所以吕后同意薄姬的要求，让她到代地做了王太后。
汉高后八年辛酉岁（公元前180年）七月，吕后薨逝，九月，太尉周勃、丞相陈平巧设计谋，灭了吕后所有亲信，把诸吕一网打尽，迎立代王刘恒入京为帝，是为汉文帝，时年二十三岁。
汉文帝即位后，以高祖邦公的既定方针为基础，励精图治，兴修水利，衣着朴素，废除肉刑，使汉朝进入强盛安定的时期。当时百姓富裕，天下小康。刘恒登基三月后（文帝元年正月）立刘启为皇太子，元年三月立窦漪房为皇后。汉文帝刘恒与其子汉景帝刘启统治时期被合称为“文景之治” 。
汉文帝在位时，存在诸侯王国势力过大及匈奴入侵中原等问题。汉文帝对待诸侯王，采取以德服人的态度。道德方面，汉文帝亦曾经亲自为母亲薄氏尝药，深具孝心，是《二十四孝》中第二孝亲尝汤药的主角。
汉文帝后元七年甲申岁（公元前157年）六月己亥，汉文帝刘恒崩于长安未央宫，在位廿三年，终年四十有六岁，葬于霸陵。在古代，有夺取天下之功的称为祖，有治理天下之德的称为宗，故其庙号太宗，谥曰孝文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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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楚汉之争转戾点，苍龙微雨育子身
二、母微子贱赴代地，迎立即位开盛世
三、巩固地位络人心，稳定政权遣列侯
四、解决匈奴之外犯，首叛汉庭终国除
五、匈奴和亲壮国力，宗室之女悲出塞
六、纪念平吕设元宵，廿四孝者有其一
七、罢建露台倡节俭，劝恶从善废肉刑
八、抚南越则民族融合，募民实边御匈奴
九、宠臣邓通终饿死，为政举措治国路
十、病重去世入霸陵，世人评价甚丰盛
一、楚汉之争转戾点，苍龙微雨育子身
汉高祖刘邦公共生有八子一女，其中吕后只生了老二刘盈和女儿刘乐，刘盈在其驾崩后继位为汉孝惠皇帝，公元前195年五月二十日十七岁登基，仁厚善良的人却是不幸早逝，在位八年，全为母亲吕后掌权，随后吕氏扶持两位幼年皇帝，政权全由吕氏定夺，因此在这十六年执政期间，吕氏对庶出的其余诸子大加迫害，有四人为其所害，只有老大刘肥善终。到吕后去世时，儿子中只剩下淮南王刘长和代王刘恒。
汉高祖刘邦的第四子刘恒，在诸子中地位是最不起眼的，这是由他母亲薄氏的地位决定的。
汉高祖二年丙申岁（公元前205年），魏王豹见汉军兵败彭城，故在五月叛汉助楚；八月刘邦任命韩信为左丞相，与灌婴、曹参同击魏。韩信采声东击西之战法，大胜魏兵，虏魏豹，平定了魏国，改魏为河东郡。九月将活捉的魏豹及其宫室，送至荥阳，刘恒之母薄氏原为魏豹之妾，这不也一同来到荥阳，以奴隶身份做了一名织布女工。
汉高祖三年丁酉岁（公元前204年），刘邦采纳韩信“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西与大王会于荥阳”，对楚实施战略包围的建议，给韩信增兵三万，命其率军东进击赵王歇，北击代王陈余，开辟北方战场。
汉高祖刘邦故在荥阳一线与楚军正面作拉锯战，因此带着悠闲心情过着生活。有一次刘邦闲逛到了织布的房子里，见一女子有些姿色，就把她要进了后宫。这个女子的父亲是吴(今苏州市)人，姓薄，在秦朝时与原魏王宗室女子魏姐私通生了她。刘邦把薄氏要到后宫，转脸就把她忘了。
过了一年，战争形势好转，刘邦有了闲心，与管夫人、赵子儿两个美人取乐。这两个美人是与薄氏一起从魏宫被掳来的，而且彼此都很要好，当初曾相约“富贵莫相忘”。她们把与薄氏的约言当笑料说给刘邦听，刘邦听了，“心惨然，怜薄氏”，当天就把他召了来“幸之”。
薄氏对刘邦说：“我昨天夜里梦见一条苍龙盘在我的肚子上。”
刘邦说：“这是要尊贵的兆头，我成就你。”
就这样十月怀胎，薄氏遂在汉高祖五年己亥岁(公元前202年)腊月十一日（1月15日）生子刘恒。
二、母微子贱赴代地，迎立即位开盛世
刘邦在彭城之战时得能歌善舞的戚氏，这应该是戚姬怀胎刘如意之时，刘邦才得幸薄氏，从而顺利产下龙子，之后就极少再宠幸薄氏，甚至薄氏生子也没来看望，从此薄氏母子生活在被冷落的边角里。
智慧的薄氏，眼见丈夫的两位夫人（吕氏与戚氏）互相争宠，暗地斗争，因此自己也就逢事多加考虑，谁也不能得罪，处处谨慎小心，当然对自己的爱子刘恒也悉心教导，刘恒也就在朝臣的眼里留下了一个“贤智温良”的好印象。
汉高祖十一年乙巳岁（公元前196年）正月，萧何等33位朝臣举荐，七岁的刘恒被封为代王，都于晋阳（今山西太原）。其后刘恒在他就藩代地的十五年间，与民休息，发展生产，恭俭作则，代地由是大安。
刘恒的母亲薄氏，终刘邦之世，一直处在“诸姬”当中，从没有升到“夫人”的行列。汉高祖十二年丙午岁（公元前195年），薄氏与儿子刘恒就封国---代国晋阳，远离西汉政治中心，做一个边疆的代王，这样也就顺利避开吕氏之迫害，平安地活下来。
公元前181年，吕后去世的前一年，朝廷曾想让代王刘恒改任赵王，刘恒想起在此一任上死去的三个兄弟（赵隐王刘如意、赵恭王刘恢、赵幽王刘友），也就婉言谢绝，吕后遂封侄子吕禄为赵王。
高后八年辛酉岁（公元前180年）冬，吕后驾崩，宫廷发生变乱，太尉周勃、丞相陈平诛杀诸吕，控制了朝政。
此时，大臣们开始筹划皇位的继承。大家认为当时的小皇帝刘弘根本就不是惠帝后代，不宜保留；齐王刘襄虽说是高皇帝的嫡长孙，但外舅是恶人不能立；淮南王刘长年幼，母亲娘家人又很坏，不能立。权衡一番，最后认为“代王在现存高皇帝儿子中年龄最大，为人仁孝宽厚，太后娘家的人谨慎善良，加上立长子本来就名正言顺，是最合适的人选”。
闰九月，周勃、陈平等朝中大臣秘密派使者去代郡，迎接刘恒到长安继位当皇帝。代地郎中令张武等一派人全都认为这事不可信，劝刘恒托病拒绝。中尉宋昌认为迎立是真实的，不应怀疑：刘氏的天下是天意神授，深入人心，谁也改变不了的；现在刘邦的儿子中只剩下淮南王刘长和代王刘恒二人，刘恒年长而又“贤圣仁孝”，名声好。虽然宋昌的分析不无道理，但毕竟是推测，不好定夺。刘恒找他的母亲代王太后薄氏，太后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于是，刘恒以占卜决疑。结果得兆“大横”，释文说：“大横裂纹正正当当，我要成为天王，让父业发扬光大，像夏启继承大禹那样。”刘恒听了这段话后，表示不解，他说：“我本来就是王了，还再当什么王呢?”卜人说：“这里说的是‘天王’，是天子的意思。”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刘恒派母亲薄氏的弟弟薄昭赴长安，求见周勃等朝臣。薄昭很快回复，说事实如此，无可怀疑。刘恒要宋昌陪同自己坐在代王的专用车里，要张武等6人每人乘一辆驿站平常用的普通车子作为随从，组成一支小小的车队，登上了前往长安的道路。
车队行到离长安城约50里的高陵(今陕西高陵)，刘恒停了下来，他要宋昌先到长安去看看有没有发生变化。宋昌到了长安，见朝中自丞相以下的所有大小官吏都早己在那里等候迎接代王的到来。宋昌返回报告刘恒，刘恒命车队快马加鞭赶到了渭桥。群臣拜见，口口称臣，刘恒也下车一一还礼。太尉周勃走上前去对刘恒说：“请暂离众人，说几句话。”宋昌说：“如果讲的是公事，就当着公众讲；如果是私事，王者是大公无私的。”周勃就跪在地上，从怀里拿出皇帝玉玺，向代王刘恒奉献。刘恒没有接受，说：“这事到代邸(代国驻国都的办事机构)再作商量。”刘恒并非不愿当皇帝，只是认为周勃的做法太简单草率了。
刘恒的车子很快进了代邸，群臣也一齐随从而来。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陈武、御史大夫张苍、宗正刘郢、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典客刘揭等8名谋划和发动政变的骨干人物到刘恒面前礼拜，并宣读了他们联名给刘恒的上表。表中说：现在的小皇帝刘弘等人都不是惠帝的儿子，没有奉祀宗庙的资格。又说：他们征求了高皇帝刘邦的大嫂、二嫂、同曾祖的弟兄琅玡王刘泽，以及其他宗室、列侯、奉禄二千石的官吏们的意见，认为刘恒应当成为皇帝的继承人，请他即天子位。在这道上表中集中了刘氏宗亲和上层官吏的意见，而且把宗亲放在首位，既符合刘恒的意愿也合于他的利益。但在刘氏宗亲中楚元王刘交的态度没有讲到，这使刘恒不放心。刘交是刘邦的同父异母弟，是刘恒的叔父，他的态度既可影响一部分宗族，也可影响一部分官吏，万一他提出异议，朝臣将如何对待?
刘恒在答词中把这个问题端了出来说：“奉祀高帝宗庙，是大事。我不才，与此不相称。希望请楚王考虑个更合适的人，我不敢担当。”结果是“群臣皆伏，固请。”这表明即使刘交有异议，群臣也不会受到影响。于是刘恒就先面向西以宾主礼说了三遍“不敢当”；然后又面向南以君臣礼说了两遍“不敢当”。既然用起了君臣礼，那就是已经当起来了。群臣最后献上玺和符。
刘恒说：“既然宗室、将相、王、列侯都以为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我也就不敢再推辞了。”于是即了“天子位”，群臣以次排列，侍奉两旁。当晚，刘恒住进皇宫未央宫。
三、巩固地位络人心，稳定政权遣列侯
刘恒从不起眼的地位做到皇帝，从边远小郡住进皇宫，刘恒历经周折，而要保持这地位和尊荣更属不易。因此，刘恒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自己已得的地位。
他首先从卫护自己的安全做起。驻守长安的南军和北军直接控制长安，自刘邦死后，分别由吕后的两个娘家侄子吕产和吕禄掌握。后被诛灭，军权无主，进入未央宫当晚，刘恒就任命宋昌为卫将军，又命张武为郎中令，负责守卫宫殿门户，统领直接为皇帝服务的各种官员，确保他在长安的基本安全。
任命完毕以后，刘恒又给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下达了第一道诏书，要他们发布皇帝即位的公告，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馎五日”。总之，要在帝国范围内为皇帝的即位造成一种大喜大庆的气氛。与此同时，吕氏所立的小皇帝、梁王、淮阳王、常山王分别在各自的住所被处死。
接着，刘恒又采取几项措施收买人心、培植势力。首先，表彰、赏赐功臣。凡是在推翻诸吕和拥立过程中立了功的，一一表彰他们的事迹，给予厚赏；功大而无爵的，除赏赐外，再封侯。对于从代国陪同他来长安的巨僚，刘恒专门进行了功绩登记，首功自然属宋昌，封宋昌为壮武侯。其次，安置亲近官吏，凡自代国随从而来的，一律安置在重要的位置。宋昌为卫将军，统帅长安南北军；其余六人，“官皆至九卿”；舅父薄昭为车骑将军，封轵侯。再次，恢复刘氏宗族在吕后当政时期被削夺的封地和其他利益。“吕氏所夺齐、楚地，皆归之”；立赵幽王刘友之子刘遂为赵王等等。第四、对曾随从刘邦征战夺取天下的列侯、官吏提高待遇。“列侯从高帝入蜀汉者68人益邑各300户”；“吏二千石以上从高帝”者10人，食邑600户等等。
如果说以上措施重在笼络，那么另外一项就意在抑制和排挤了。刘恒即位不久，下达诏书说，大批列侯居住京师，不仅要消费大量财富，给运输供应造成沉重负担，而且也使他们没有办法“教训其民”，因此命令：列侯都要各到自己的封国里去；有官职在身不能离开，或朝廷特许留住的，也要把太子遣送封国。这是一道与上层人物关系重大的命令，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列侯们除了爵位以外，还想在京师寻找到有权力的职位，所以托辞不走，诏书下达一年之久不见行动。刘恒有些恼火，再次下诏说：“前时诏书要列侯各到封国，托辞不走。丞相(指周勃)是我所器重的人，请他为我率领列侯到封国。”刘恒要丞相带头到封国，以此挡回列侯们不受器重的怨言，表明他这样做不仅是治国的需要，而且也是对列侯们的真正器重。于是周勃的丞相之职被免，到了他的封地绛县(今山西省曲沃县东)。
然而，刘恒让列侯归国这一措施，确实也是要处理一批他所不器重或不放心的人物，以此巩固他的地位。周勃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个。周勃是发动政变诛灭诸吕，拥戴刘恒当皇帝的第一号首领，刘恒确实感激他，给了他最高的奖赏。但他对周勃却心怀畏惧，不放心。在他即位后，并没有打算改变周勃太尉的位置，丞相仍由陈平担任。陈平是谋士出身，一向谋虑深远，他感到自己与周勃之间失去了平衡，处于危险地位，托病不出，坚持要求把周勃的位置排在自己之上。刘恒只好把丞相职位一分为二，要周勃任右丞相，位居第一，陈平任左丞相，位居第二；空出的太尉一席，由将军灌婴填补。周勃功高权大，每当“朝罢趋出，意得甚有骄主色”，而刘恒对他却是“礼之恭，常目送之”。当时的郎中袁盎向刘恒指出，他对周勃的过分谦恭使得“臣主失礼”。自那以后，上朝时刘恒的神色越来越“庄”，周勃的神色越来越“畏”。有人对周勃说：“你诛吕氏、立代王，威震天下；受重赏、处尊位，得宠已极。长此下去势必引祸及身。”周勃猛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立即“请归相印”，刘恒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周勃当右丞相前后只有一个多月。辞相一年后，丞相陈平去世，因无合适人选刘恒又让他当了丞相。复职后10个月，又以列侯归国的名义把他免了职。
后来，有人上书说，周勃在家经常披带战甲，家人在接待客人时手里拿着兵器，象是要造返。刘恒就立即把他抓进了监狱。幸亏周勃与薄昭有些交情，通过薄昭向薄太后解释：自从罢职后，时刻担心被抓去杀头，因而家中有所戒备，并无造返之意。薄太后也相信周勃不会造返，她提着刘恒的帽带子说：“绛侯怀揣皇帝宝玺，统帅长安北军的时候不造返，如今住在一个小县里，反倒会造返?”刘恒亲自调阅了周勃的案卷，确无造返实据，才放了他，恢复了他的爵邑。周勃出狱后，颐养天年。刘恒最终未让周勃横死，算是中国帝王史上少见的特例了。
汉文帝元年壬戌岁（公元前179年）正月，即在刘恒即位三个月后，根据群臣的建议，立长子刘启为太子，这样，自汉高祖以来，预立太子就成为汉家的定制。三月，立窦氏为皇后。
汉文帝巩固皇位的主要措施有：
①掌握军队
军权是最大的权，文帝深谙此道，所以在他进入未央宫的当天夜里，就命令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二军；命张武为郎中令，巡察保卫宫中。相关部门分别诛杀后少帝及其三个弟弟于他们自己的府第里。新帝回到前殿连夜颁布诏令，大赦天下。
文帝知道自己在汉廷并无雄厚的政治基础，有的宗室认为他是“摘桃派”，仅仅是依靠一批老臣的拥戴而登上皇位的，他所面临的是不断壮大和日益骄横的诸侯王势力，所以他首要的任务是采取恩威并施的两手策略来巩固皇权。
②封赏功臣
汉文帝即位之后，首先封赐诛诸吕有功之臣。文帝前元年（前179年)十月，封周勃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灌婴为太尉，组成新的汉廷中央。随新帝入朝的官员，有的官至列卿。
除了保留旧有的诸侯王之外，汉文帝又立了一批新的诸侯王。同年十二月，立原赵幽王刘友之子刘遂为赵王；徙封原琅邪王刘泽为燕王。后来，又立刘遂之弟刘强为河间王；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又徙封为淮阳王，后徙封为梁王；刘参为太原王，后徙代王；刘揖为梁王。
同年正月，即文帝即位三个月后，根据群臣的建议，文帝立长子刘启为太子。这样，自汉高祖以来，预立太子就成为汉家的定制。同月，立窦氏为皇后。
③遣王归国
从汉初的异姓诸侯王，到大封刘姓诸侯王，这些人都是各有自己的封国，然而却是极少数人就封国的，一般都是在长安的府第中生活，攀比和依附之形势非常厉害，拉帮结派，横行京师常有出现。刘恒在代地是以恭俭节约为本份，登帝位后更提倡节俭，对诸侯王如此的浪费应该是时候控制了。加上打压诸侯王势力有利巩固自己的皇位，刘恒最看重的还是宗室势力，是又爱又恨，所以才想出“遣王归国”的方法。
四、解决匈奴之外犯，首叛汉庭终国除
汉文帝三年甲子岁（公元前177年）五月，匈奴左贤王入侵北地郡，占领了河套地区，对当地的大汉帝国百姓进行了劫掠，这时恰逢汉文帝刘恒第一次驾临甘泉宫。
当年六月，刘恒下诏：“汉与匈奴约为昆弟，毋使害边境，所以输遗匈奴甚厚。今右贤王离其国，将众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来近塞，捕杀吏卒，驱保塞蛮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轹边吏，入盗，甚敖无道，非约也。其发边吏骑八万五千诣高奴，遣丞相颍阴侯灌婴击匈奴。”
汉文帝刘恒对匈奴左贤王的这一次侵扰，做出了强烈的谴责，认为大汉帝国每年送给匈奴丰厚物资，就是为了避免匈奴侵袭。而这次匈奴左贤王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占据早已归属大汉的河套地区，无异于单方面撕毁和约，所以，紧急征调驻扎边关的八万五千起兵前去高奴，并指派丞相汝阴侯灌婴前去抗击匈奴。
匈奴左贤王见汉军大举前来，便撤回了匈奴，于是，刘恒征发中尉部下的材官拨归卫将军宋昌统领，共同守卫长安，当年六月二十九日，刘恒从甘泉宫巡视高奴（今天的陕西延长县）之后，御驾亲临太原，召群臣前来觐见，对他们论功行赏。
以里为单位赏赐了天下百姓牛酒，并免除了晋阳，中都百姓三年的赋税，此后，在太原停留了十多天，犹豫要不要反攻匈奴。不过，汉文帝刘恒对匈奴的这一次战争，并没有真正的爆发，因为，大汉帝国爆发了济北王刘兴居的叛乱。
刘兴居的父亲齐悼惠王刘肥是汉高帝刘邦的庶长子，他是刘肥第三子。公元前182年，高后时期被封为东牟侯，入宿汉宫护卫长安。公元前180年，吕后卒后，与兄长朱虚侯刘章作为内应，想拥立大哥刘襄为皇帝。
周勃、陈平等诛杀诸吕后，拥立了代王刘恒为汉文帝。刘兴居为了寻求立功，与太仆汝阴侯夏侯婴入宫，直称后少帝非刘氏不当立，将其逐出宫外，当夜后少帝及其兄弟就被有司诛杀。因刘章、刘兴居灭诸吕有功，大臣们答应封他们为赵王、梁王，但文帝得知他们最初想立的是刘襄，就把他们的功劳压下去了。公元前178年，封刘章为城阳王、刘兴居为济北王。
刘兴居因为兄长没当皇帝，对代王刘恒即位称帝一直很不服气，毕竟当初在平灭诸吕一事上，自己的兄长齐王刘襄与城阳王刘章，都是做出巨大贡献的。
而在这两年之内，自己的兄长齐王刘襄和城阳王刘章先后忧郁而终，这让刘兴居的心中更加郁闷，这一次，恰逢刘恒远离长安，又赶上匈奴入侵，将刘恒阻在了代地，于是，便趁机发动反叛，兴兵攻打荥阳。
远在太原的汉文帝刘恒得知此事后，立刻下令丞相灌婴停止进宫匈奴的行动，派棘蒲侯陈武为大将军，率十万军队前去平叛，以祁侯缯贺为将军，驻守荥阳，当年七月，汉文帝刘恒从太原返回长安。
抵达长安后刘恒下诏：“济北王背德反上，诖误吏民，为大逆。济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军地邑降者，皆赦之，复官爵。与王兴居去来，亦赦之。”
此诏赦免了因济北王刘兴居反叛而遭受牵连的官员和百姓，并对那些在朝廷军队赶到之前，就率领城邑和军队投降的官员，官复原职，追随刘兴居反叛的人，只要肯回头，也一律赦免。如此一来，济北王刘兴居一方的军心便开始涣散了。
当年，八月，朝廷的部队攻破了济北王的军队，济北王刘兴居兵败被俘自杀，刘恒下诏赦免了济北王手下随从他反叛的官吏与民众，废除济北国，将土地收回中央所有。
济北王刘兴居的叛乱，是首开大汉皇朝之诸侯王国武装反抗汉廷的先例，文帝派兵镇压，叛军顷刻瓦解，刘兴居被俘自杀。甚至过了三年，淮南王刘长又举起了叛旗。但尚未行动，即被朝廷发觉。文帝派人传讯刘长入京，罢去他的封号，将他发配蜀郡，途中，刘长绝食而死。
两起叛乱虽被平息了，但汉初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实际上已成为对抗中央朝廷的分裂势力。朝廷中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到了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贾谊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时年廿八岁的贾谊上《陈政事疏》（即《治安策》），提出两点：第一，亲疏不是主要问题，即同姓诸侯王不比异姓王可靠。第二，是强者先反叛，弱者后反叛，在这样的封国条件下，最后都是要威胁中央集权政权的。贾谊提出解决的办法就是 “众建诸侯王而少其力”，即分割诸侯王国的势力，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
文帝十分欣赏贾谊的《治安策》，然而，当时他正用心于稳定政局，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形势不允许他与诸侯王公开对抗。直到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齐王刘则薨，无子嗣位，文帝才分最大的齐国为六国。又封刘长的三子刘安、刘勃、刘赐等为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贾谊关于众建诸侯的建议，至此才得以实施，但皇权和王权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分权和集权的问题依然存在。由于文帝对同姓诸侯王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所以导致了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
五、匈奴和亲壮国力，宗室之女出塞悲
汉文帝三年甲子岁（公元前177年）年底，大汉皇朝的首叛---济北王刘兴居叛乱，被平定之后，刘恒的目光再次看向了匈奴。
此时，匈奴的领袖依旧是冒顿单于，他在攻破月氏国之后，派遣使者前往大汉帝国并给刘恒写了一封信，被收录在司马迁先生的《史记.匈奴列传》当中：
“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前时皇帝言和亲事，称书意，合欢。汉边吏侵侮右贤王，右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氏等计，与汉吏相距，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皇帝让书再至，发使以书报，不来，汉使不至，汉以其故不和，邻国不附。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彊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已定，原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系雩浅奉书请，献橐他一匹，骑马二匹，驾二驷。”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则且诏吏民远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来至薪望之地。书至，汉议击与和亲孰便。公卿皆曰：“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且得匈奴地，泽卤，非可居也。和亲甚便。”
信的内容，无外乎就是继续向大汉帝国请求和亲，索要女人财物，并宣扬自己刚刚击败了月氏国，表明自己有着强横的军事实力，并且，指明如果大汉帝国不愿意与匈奴开战，那就还是维持和亲的好。
此时，刚刚平定济北王之乱的刘恒，摄于匈奴的强大，只能不得已再次答应和亲，依照常例送宗室子女以及大批的礼物前往匈奴。至此，汉与匈奴之间，又进入了短暂的蜜月期，相安无事，其实，以汉文帝刘恒时期的帝国财力，的确还无法支撑起对匈奴的大举进攻，既然，不能打，那和亲便是最好的手段了。
汉匈和亲贯穿西汉一朝，从西汉初年，天下初定，士卒疲于征战，汉高祖九年癸卯岁（公元前198年）刘邦采用娄敬建议，以汉朝宗室女嫁给匈奴单于为阏氏，岁送一定量的絮、缯、酒、食等给匈奴；双方约为兄弟；开放“关市”，两族人民互通贸易。这就是西汉与匈奴的第一次和亲。娄敬也因此被刘邦赐姓刘氏。后来的惠帝、文帝、景帝继续执行这一政策，先后向匈奴单于冒顿、老上、军臣遣送公主，并奉送大批财物。从汉高帝九年至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是属于西汉和亲政策的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的和亲，意在以汉匈姻亲关系和相当数目的财物来换取匈奴停止对汉边境的掠夺，以便争取时间休养生息，增强国力。
西汉王朝不断依据自身的实力调整对匈奴的政策：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以前，实行“和亲政策”，赢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从汉武帝元光二年到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实行“征讨政策”，不但没有征服匈奴，反而使汉朝国力衰退。元狩四年以后，对匈奴实行“绥抚政策”，又使经济恢复发展起来。从西汉王朝对匈奴民族政策的演变过程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有在和平的社会环境中，社会才能健康发展，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汉文帝三年甲子岁（公元前177年）夏，匈奴入居河南地，侵上郡，杀掠人民。汉文帝十四年乙亥岁（公元前166年），匈奴14万人入朝那肖关，杀北地都尉，掳掠人民畜产甚多，其前锋部队甚至进至雍、甘泉附近，并烧毁回中宫。从公元前166—公元前162年间，匈奴日骄，每年入侵汉边境，杀戮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
中国历史上的和亲之举，最早始于西汉王朝。和亲是西汉政府对匈奴的最主要策略，影响深远。从汉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武帝到汉元帝刘奭;都采取了和亲政策，先后向匈奴单于冒顿、老上、军臣遣送公主，并奉送大批财物。和亲政策相对缓和了军事冲突，有利于汉朝休养生息，促进了汉初经济的发展，加强汉匈两族的经济文化交流。西汉的和亲关系除了匈奴以外，还有乌孙国和鄯[shàn]善国（原名楼兰国，汉昭帝元凤改楼兰为鄯善，故城在今新疆鄯善县东南）。
西汉第一位远嫁乌孙的公主——刘细君。与汉相比，乌孙是个相当落后的民族。细君生长在文明程度较高的中原，又是汉宗室江都王刘建之女（76汉文帝刘恒→77汉景帝刘启→78江都易王刘非→79江都王刘建→80刘细君），自幼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和文化熏陶。她远别家人，来到乌孙，除了其他各种困难和痛苦，还必须要以坚强的意志和毅力去接受乌孙民族的习俗。这对于一个来自“礼仪之邦”的女子来说，是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昆莫猎骄靡后曾使其孙岑陬娶细君为妻，细君不肯从命，上书汉朝天子，希冀能得到亲人的支持。汉天子的回答是：“从其国俗，吾欲与乌孙共灭胡。”细君无奈，为了汉帝征服匈奴的大业，她只得再次成为岑陬的妻子。细君最后老死乌孙，终生不曾归汉。后世流传的，她的悲愁歌便反映了她当时的心情。
悲愁歌
汉.刘细君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六、纪念平吕设元宵，廿四孝者有其一
元宵节是汉文帝刘恒为纪念于正月十五勘平诸吕之乱而设。在古代，夜同宵，正月又称元月，汉文帝就将正月十五定为元宵节，这一夜就叫元宵，每逢此夜，必出宫游玩，与民同乐。
汉高祖刘邦驾崩后，其与吕后之子刘盈登基为汉惠帝。惠帝生性仁弱，惠爱睦亲，决断均出于母亲吕后手中．而后汉惠帝病死，吕后独揽朝政，欲把刘氏天下变成了吕氏天下，朝中老臣，刘氏宗室深感愤慨，但都惧怕吕后残暴而敢怒不敢言。
公元前180年，吕后病崩于宫，诸吕惶惶不安害怕遭到伤害和排挤。于是，在上将军吕禄家中秘密集合，共谋作乱之事，以便彻底夺取刘氏江山。此事传至刘氏宗室齐王刘襄耳中，刘襄为保刘氏江山，决定起兵讨伐诸吕随后与开国老臣周勃，陈平取得联系，设计解除了吕禄，“诸吕之乱”终于被彻底平定。
平乱之后，众臣拥立刘邦的尚健在的儿子刘恒登基，称汉文帝．文帝深感太平盛世来之不易，便把平息“诸吕之乱”的正月十五，定为与民同乐日，京城里家家张灯结彩，以示庆祝。从此，正月十五便成了一个普天同庆的民间节日——“元宵节”。
据一般的资料与民俗传说，正月十五在西汉已经受到重视，汉武帝正月“上辛夜”在甘泉宫祭祀“太一”的活动，被后人视作正月十五祭祀天神的先声（《史记·乐书》：“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太一：主宰宇宙一切之神）。
司马迁创建“太初历”时，就已将元宵节确定为重大节日。隋、唐、宋以来，更是盛极一时。
《隋书·音乐志》曰：“每当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戏为戏场“，参加歌舞者足达数万，从昏达旦，至晦而罢。
当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迁，元宵节的风俗习惯早已有了较大的变化，但至今仍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
汉文帝刘恒的母亲薄氏，原为魏国魏豹之待妾，汉高祖二年丙申岁（公元前205年），五月魏王豹叛汉助楚；九月韩信活捉魏豹，送至荥阳，魏地悉定，薄氏入汉宫。
汉高祖四年戊戌岁（公元前203年），刘邦与项羽在广武对持，数羽十罪，身中箭而入成皋，之后宠幸薄氏。
汉高祖五年己亥岁(公元前202年) 腊月十一（1月15日），薄氏生子刘恒。
汉高祖十一年乙巳岁（公元前196年）正月，刘邦立八岁的刘恒为代王。
汉高祖十二年丙午岁（公元前195年），薄氏随儿子刘恒就封国---代国晋阳，在代国生活共十六年之久。
汉文帝元年壬戌岁（公元前179年），被汉文帝刘恒尊为皇太后。
汉景帝元年乙酉岁（公元前156年），被汉景帝刘启尊为太皇太后。
汉景帝前元二年丙戌岁（公元前155年）夏四月壬午，太皇太后薄氏驾崩，葬南陵。
薄氏在不得宠的条件下生下刘恒，之后更在吕氏势力下生存，可谓母子同心也，故不管是在代王时候，还是即皇帝后，都对母亲很孝顺，从来也不怠慢。
有一次，他的母亲患了重病，这可急坏了刘恒。薄氏一病就是三年，卧床不起。刘恒亲自为母亲煎药汤，时常日夜守护在母亲的床前。每次看到母亲睡了，才趴在母亲床边睡一会儿。刘恒天天为母亲煎药，每次煎完，自己总先尝一尝，看看汤药苦不苦，烫不烫，自己觉得差不多了，才给母亲喝。刘恒孝顺母亲的事，在朝野广为流传。人们都称赞他是一个仁孝之子。
有诗颂曰：
仁孝闻天下，巍巍冠百王；
母后三载病，汤药必先尝。
刘恒驾崩后，后人为了纪念他的伟业和仁政以及他的孝道，将其列为二十四孝之第二孝。
中国孝文化之二十四孝
01 孝感动天 02 亲尝汤药 03 啮指痛心 04 百里负米 05 芦衣顺母 06 鹿乳奉亲
07 戏彩娱亲 08 卖身葬父 09 刻木事亲 10 行佣供母 11 怀橘遗亲 12 埋儿奉母
13 扇枕温衾 14 拾葚异器 15 涌泉跃鲤 16 闻雷泣墓 17 乳姑不怠 18 卧冰求鲤
19 恣蚊饱血 20 扼虎救父 21 哭竹生笋 22 尝粪忧心 23 弃官寻母 24 涤亲溺器
七、罢建露台倡节俭，劝恶从善废肉刑
东汉.班固《文帝罢建露台》曰：汉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
译文：孝文帝从代国来到京城，即位二十三年，宫室、园林、狗马、服饰、车驾等等，什么都没有增加。但凡有对百姓不便的事情，就予以废止，以便利民众。文帝曾打算建造一座高台，召来工匠一计算，造价要值上百斤黄金。文帝说：“百斤黄金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产业，我承受了先帝留下来的宫室，时常担心有辱于先帝，还建造高台干什么呢？”
汉文帝刘恒在位期间提倡勤俭节约，而且身体力行。
即位后他平常用的生活用品大多是前代皇帝留下的，那时已经有了布鞋，草鞋沦为平民的穿着，而汉文帝一直穿着草鞋上殿办公。不仅是草鞋，就连他的龙袍也是“绨衣”，就是一种很粗糙的丝绸，即使这样的龙袍也一穿多年旧了，让皇后给他补一补，再穿。
汉文帝自己穿粗布衣服不说，后宫嫔妃的衣着也非常朴素，当时贵妇们长衣拖地很时髦，为了节省布料汉文帝对自己喜欢的夫人也不准衣服长到下摆拖到地上，宫里的账幕完全没有刺绣，不带花边。
继位第二年汉文帝下诏撤销一部分护卫的军队以节省军费，下令裁减御用马匹，多余的马都交给各地驿站做驿马。
古代皇帝做的宫殿，大都修有漂亮的露台，汉文帝也想造一个露台，他找工匠算一算，要花多少钱？工匠说不算多两百斤，金子就够了，汉文帝听了，便摆摆手说，现在朝廷的钱很少，还是把这些钱省下来。
汉文帝当皇帝二十三年没有盖宫殿，没有修园林。甚至连狗马都没有增添。他省下来的钱干什么了呢？他刚当皇帝不久就下令由国家供养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发给他们米酒肉，对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再发一些布料给他们做衣服，在位期间，兴修水利，罢免田租，百姓安居乐业，国力日益强盛。
汉文帝晚年感到自己身体不行了，恐怕不久将离开人世，就下遗诏说，生死是自然规律，不要过分悲哀。为我建造陵墓时只可以用砖瓦，不要用金银铜等贵重金属，不要建造高大的坟墓，陵墓周围的山川要保持原貌，不能有改变，丧事要从简，尽量节省人力和资金。汉文帝在位期间，天下百姓都纷纷效仿他的节俭和美德，国家慢慢富裕起来，社会风气也非常好。
汉文帝节俭爱民励精图治造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
缇萦上书救父
汉文帝十三年甲戌岁（公元前167年），在齐国（在今山东淄博市），有个被人称为淳于公的太仓令淳于意，因为犯了罪要受刑。在当时，受刑就是受肉刑，这是残害人身体的刑罚。按照汉朝的法律，官员犯罪要解送到京师长安去受审。
淳于意本来是个读书人，因为喜欢医学，经常给人治病，在当地有点小名气。后来他做了太仓令，但他不会拍上司的马屁，就辞了职，当起医生来了。
有个贵妇得了重病，请淳于意到家诊治。贵妇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但是贵妇家人再三恳求，淳于意只好勉强给她服了几服草药。不久，贵妇病重逝世。贵妇的家人一口咬定是淳于意错开药方，把病人置于死地，并把淳于意告到了官府，昏庸的官吏不分青红皂白，判淳于意有罪，须受肉刑。当时肉刑有三种：脸上刺字、割去鼻子、砍去左足或右足。由于淳于意曾做过官，所以要被押送到京师长安去受刑。
淳于意离家那天，感叹自己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现在自己有难，谁也帮不上忙。淳于意最小的女儿缇萦又是悲伤，又是气愤。她决定陪父亲去长安，替他申冤，家人再三劝阻都没用。
临淄相距长安两千余里，缇萦随父亲好不容易到了长安，淳于意被押入狱中，等待处罚。
缇萦托人写了一封奏章，她靠着敲打皇宫外设置的报警用的“路鼓”，才得以向汉文帝上书申诉。
文帝接到奏章，知道上书的是个小姑娘，就仔细阅读起来。缇萦的奏章是这样写的：“我叫缇萦，是太仓令淳于意的小女儿。我父亲做官的时候，齐地的人都说他是个清官。他如今犯了罪，被判处肉刑，我不但为父亲难过，也为所有受肉刑的人伤心。一个人砍去脚就成了残废；割去了鼻子，不能再安上去，以后就是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了。我情愿给官府没收为奴婢，替父亲赎罪，好让他有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文帝看了小女子缇萦的上书，觉得这个小姑娘说得有道理，被缇萦的孝心深深感动，并自我责备道：“据说舜帝在位的时候，若有人犯罪，便在其衣服上做记号，或让犯人穿戴与众不同的服饰，以此作为对他们的惩罚和羞辱。惩罚虽如此之轻，可百姓却没有犯法的，这是多么高明的统治啊！现今的法律中有三种肉刑，即黥刑、劓刑和刖刑，戕害人的生理，但作奸犯科的行为却依然屡有发生，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无非是我的德行不足以服人，且对百姓的狡猾不明。为此，我感到非常的惭愧。所以说，若不对百姓加以正确的引导，就会使他们走向犯罪。《诗经》上说：“道德修养很高的君子，如同百姓的父母一般。”现在有人触犯了法律，尚未对其进行教育，便施以肉刑，即使他们之中有人想改恶从善，却也没有机会了。我非常同情这种人。肉刑到了断人肢体、毁人肌肤的地步，终身也无法去掉，这种刑罚使人痛苦不堪，多么不道德啊！难道身为百姓父母的君王就能对此称心如意吗？现在下令废除肉刑，已经定罪尚未施刑的要予以纠正，不再施刑。此外，犯罪之人无论量刑轻重，只要在服刑期间不逃亡，期满后即可免罪成为平民。要注意完善这条法令……”
于是，文帝便给御史大夫（最高监察长官，相当于副丞相，位列三公）冯敬下了一道诏书，要他修订有关律法，废除肉刑。
八、抚南越则民族融合，募民实边御匈奴
战国秦汉时期，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及岭南一带，聚居一种支族众多的越族，被统称为“百越”。居住在岭南地区的越人，因地处“楚之南”，被称为“南越”。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统一岭南，在这里设置了桂林、南海和象三个郡。秦末农民战争起义爆发后，行南海郡事的赵佗自立为王。
汉高祖时，赵佗接受“南越王“封号，从此“称臣奉汉约”，成为西汉王朝下的一个属国---南越国。吕后统治时期，对南越实行经济封锁政策，赵佗即以兵戎相见，与汉王朝分庭抗礼。
文帝即位后，改变扼杀政策，采取安抚政策，向南越提供发展生产所需的铁器、农具、马牛羊等。并派人修葺赵佗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的祖坟，置守邑，岁时祭祀。又撤掉进攻南越的军官，拜赵佗的兄弟做官。然后，遣陆贾再次出使南越。在文帝诚意的感召下，赵佗谢罪称臣，从而再次赢得了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到武帝时期，岭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已有较大发展。
汉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不轻易用兵，尽力维持相安友好关系，以礼相待，兄弟相称，这对于加强中原人民与周边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增进友谊，起了很好的作用，进一步促进了汉朝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的融合，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自白登之围以来，汉廷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虽然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是并不能根本解除匈奴贵族的威胁，双方一直处于战和不定的状态。
文帝在位期间，为了谋求安定的和平环境，对匈奴一直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继续执行和亲政策，避免大动干戈。然而，匈奴虽然受益于和亲政策，但是却不信守和亲的盟约。汉廷急需行之有效的御边之策。
当时任太子家令的晁错上书汉文帝，分析汉朝与匈奴双方在军事上各自的长短，建议实行“募民实边”的策略。其主要内容为：在边地建立城邑，招募内地人民迁徙边地，一面种田，一面备“胡”；每个城邑迁徙千户以上的居民，由官府发给农具、衣服、粮食，直到他们能自给为止；迁往边地的老百姓，按什伍编制组织起来，平时进行训练，有事则可应敌，凡能抵抗匈奴人的侵扰，夺回被匈奴人掠夺的财富，则由官府照价赏赐一半。刘恒在不同程度上采纳了这个策略。
文帝还在边地建立马苑36所，分布在北部和西部，用官奴婢3万人，养马30万匹。在民间，同样奖励老百姓养马，以满足边防对马匹的需求。
这些措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改变了单一轮换屯戍的制度，既有利于对边郡的开发，又大大加强了抗击匈奴的防御力量；有利于休养和生息，使内地的社会经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为后来汉武帝彻底解决匈奴问题打下了基础。
九、宠臣邓通终饿死，为政举措治国路
邓通是深受汉文帝宠信和喜爱的佞臣。一天，文帝叫一个看相的术士给邓通看相，相士直言不讳地对刘恒说：“邓大夫以后会因贫困而饿死。“文帝听后大不高兴，愤愤地对邓通说：“朕要想让你富，有何难哉？“说完即下了一道诏书，把蜀郡严道县的铜山赐给邓通，并允许他铸钱。邓通从此富可敌国。邓通既蒙文帝宠爱，感激涕零，更加想要有所报答才行了。
一天，文帝的毒疮突然发作，红肿流脓，溃烂不堪。刘恒痛得钻心，整天伏卧床上，哀号不已。一帮御医药开了不少，文帝吃了却不见疼痛稍减分毫，最后竟痛得晕了过去。邓通在旁急得抓耳挠腮，一见皇帝竞昏死过去，于是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勇气，竟一下子扑到文帝身上，也不管那脓血有多污秽腥臭，就张开嘴巴，对着文帝背部的烂疮就吸。说来也奇怪，邓通才吸了几口，文帝的疼通便减了几分，竟悠悠地醒了过来。邓通又吸了几口，然后伸出舌头，往疮口里舔了几舔，文帝竟觉得一下子疼痛全消了。等他舔完，文帝扭过头一看，见是邓通，大受感动，心想关键时刻又是邓通对自己最忠心，总算不负对他的一番提拔和宠爱。以后几天里，邓通又给他吸了几次，文帝的疮慢慢好了起来。一天文帝问邓通：“你说天下谁最爱我？“邓通说；“那自然是太子。”这时正好太子刘启进来问安，文帝便叫刘启来给他吮疮。刘启无奈，跪在榻前，对着刘恒溃烂的背，勉强把嘴巴凑上去，还没碰到疮口，竟一个恶心，呕吐起来。文帝见了大不高兴，刘启只好怏怏退出。
后来刘启听说邓通曾为刘恒吮疮，大为愧恨，从此记恨在心。几年后文帝驾崩，刘启即位，这就是汉景帝。景帝一即位，首先便把邓通革职，追夺铜山，并没收他的所有家产。可怜富逾王侯的邓通，一旦竟与乞丐一样，身无分文，最后竟应了那个相士的话，饿死街头。
为政举措治国路
刘恒即位后，看到农民“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遭受残酷剥削，淫侈之风日益严重，以及社会背本趋末之果。国家财力严重不足，人民生活还相当困顿。于是他开始大显身手，开始了他的治国之路。
1、司法守法而无为
秦汉时期的黄老学一个主要特征是“守法而无为”，所谓“无为”，不是毫无作为，也不是漫无边际的放任，而是不超越既定的法律规定。所以，要求“法立而弗敢废”，就是指立法之后不轻易变更，要“循守成法”。
汉文帝就是一位不以个人意志破坏法律规定而“循守成法“的皇帝。一次，文帝出行中路过渭桥，有人从桥下走出，使文帝乘车的马受惊而跑。廷尉张释之判处此人“罪金”（罚四两金）。文帝要求处死。张释之向皇帝说：“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制定的，如果我们轻易地改变法律，就会使人们对法律失去信任，不知怎样做才对。”文帝终究表示廷尉做得对。
2、改革刑制利于民
废除连坐法（首孥连坐法）：汉文帝元年壬戌岁（公元前179年）十二月，除“首孥连坐法”。明令宣布：“废除一人犯罪，家人收为奴婢及各种株连的法律。”这是对旧传统的否定，对成法的改革。
废除肉刑：汉文帝十三年甲戌岁（公元前169年）五月，废除肉刑，改为处以笞刑和杖刑。
3、入粟拜爵充军粮
文帝二年（前168年），号称“智囊”的太子家令晁错向刘恒建议：“募天下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并在其《论贵粟疏》中宣传此思想，本套思想非常符合刘恒时期充实国力的目的。于是刘恒采纳了这个建议，采取公开招标价卖爵的办法来充实边防军粮。
晁错又建议，入粟拜爵办法实行后，边境积粟足以支5年，可令入粟者输于郡县，是郡县也积粟；边境和郡县都已充实，就可以免除天下田租。入粟拜爵办法的实行，使农民的处境暂时有所改善。
4、轻徭薄赋民归农
汉文帝减轻徭役，“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成年男子的徭役减为每三年服役一次。这样的减免，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为了吸引农民归农力本，文帝以减轻田租税率的办法，改变背本趋末的社会风气，用来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文帝二年（前178年）和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文帝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由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即纳1∕30的土地税。文帝十三年（前167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此以后，三十税一成为汉代定制。此外，算赋也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
5、废除盗铸钱令：汉文帝五年（前175年）四月，废除盗铸钱令，允许私铸。
6、弛山泽之禁：文帝后六年（前158年），文帝下令，开放原来归属国家的所有山林川泽，准许私人开采矿产，利用和开发渔盐资源，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弛禁的结果，“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十、病重去世入霸陵，世人评价甚丰盛
汉文帝一朝，君臣躬行节俭、励精图治，最终开创“文景之治”的繁盛之局。
汉文帝后元七年甲申岁六月初一己亥日（公元前157年7月6日），汉文帝刘恒在长安未央宫逝世，享年四十六岁。群臣上庙号为太宗，谥号孝文皇帝。同年六月初七日，葬于霸陵（位于陕西西安东郊白鹿原东）。
文帝归葬白鹿原头的霸陵，由于文帝遗诏中要求霸陵不起封土，因此，唐宋之后，文帝陵墓已迷蒙不清。后人考证推测其位于白鹿原北侧的“凤凰嘴”，即今西安市灞桥区席王街道办毛窑院村南的黄土梁。这里现在还留存有明、清时期的祭祀碑10多通。因其外形酷似埃及金字塔，被国外汉学家称为“东方金字塔”。位于陕西西安东郊白鹿原东北角，霸陵在白鹿原原头的断崖上凿洞为玄宫，内部以石砌筑，并有排水系统，墓门、墓道、墓室以石片垒砌，工程十分浩大。但估计，后来排水系统被沙石堵塞，以致墓门后来被水冲开，墓室结构遭到破坏。霸陵最迟在西晋即遭盗掘，并在当时发现了大量的陪葬品。
凤凰嘴
近年来，为了加强霸陵的文物保护工作，推动汉陵考古研究，陕西考古队对霸陵陵区进行了考古调查与勘探。世传为文帝陵墓的“凤凰嘴”自然是工作重点。但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却没有发现任何人工开凿、修建的遗迹。
为了寻找线索，我们将目光投向了“凤凰嘴”南侧的两座大型封土。这是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南陵）和他的皇后窦氏的陵墓。我们兵分两路，同时开展工作。经过勘探，发现窦皇后陵使用的是当时最高规格的墓葬形制，即带有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封土西南设置埋藏陪葬品的外藏坑11座。另外，在其外围还探出了残留的园墙遗迹。薄太后南陵也有重要收获，南陵也是“亚”字形大墓，墓室边长约77米。其封土外围分布有15座外藏坑。在封土西、南两侧还发现有长条形铺石遗迹。
虽然探清了薄太后南陵和窦皇后陵的基本情况，但汉文帝的陵墓却依然毫无头绪。我们继续向外围扩大工作区域。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达一年多的大范围调查、勘探，终于在窦皇后陵西侧1000米左右的地方有了惊天大发现。
这里居然又探出一座“亚”字形的墓葬，地面无封土，墓室边长约75米，深达30多米，而且墓室周围分布着100多座外藏坑。整个陵墓四周有专门铺设的鹅卵石遗迹，边长400米，宽1.5米，其外侧正中位置有门址。这座高等级的西汉大墓，因位于西安市灞桥区江村附近，因此称为“江村大墓”。
鉴于霸陵陵区文物近年来连续被盗的严峻形势，2017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对江村大墓外藏坑、南陵外藏坑进行抢救发掘。至此，终于证实汉文帝霸陵在薄太后南陵东面，妻子窦皇后陵西侧的“江村大墓”即是也，与文帝遗诏要求霸陵不起封土相合。
参考史书记载有：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第十》；东汉.班固《汉书.卷四.刘恒纪第四》。
历史总评价
汉文帝刘恒在位23年，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宝；平时穿戴都是用粗糙的黑丝绸做的衣服；刘恒为自己预修的陵墓，也要求从简。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刘恒是一生都注重简朴为世人称道的皇帝。
文帝的政治方针和措施，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了显著的发展，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刘恒和景帝时期，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多了。汉朝社会开始进入治世。
历代评价
司马迁：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馀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
《太史公自序》：“汉既初兴，继嗣不明，迎王践祚，天下归心；蠲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厥称太宗。”
贾捐之：孝文皇帝，闵中国未安，偃武行文。
许嘉：孝文皇帝除诽谤，去肉刑，躬节俭，不受献，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绝人类，宾赐长老，收恤孤独，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宜为帝者太宗之庙。
桓谭：“汉太宗文帝有仁智通明之德，承汉初定，躬俭省约，以惠休百姓，救赡困乏，除肉刑，减律法，薄葬埋，损舆服，所谓达于养生送终之实者也。及始从代征时，谋议狐疑，能从宋昌之策，应声驰来。即位而偃武修文，施布大恩，欲息兵革，与匈奴和亲。总撮纲纪，故遂褒增隆为太宗也。而溺于俗议，斥遂材臣，又不胜私恩，使嬖妾慎夫人与皇后同席，以乱尊卑之伦，所通而蔽也。”
班固：①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贵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和亲，后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
②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师下以德，农不共贡，罪不收帑，宫不新馆，陵不崇墓，我德如风，民应如草，国富刑清，登我汉道。
荀悦：以孝文之明，大朝之治，百僚之贤，而贾谊见排逐，张释之十年不见省，冯唐首白屈于郎，岂不惜哉！夫以绛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犹见疑，不亦痛乎！
桓子：汉太宗文帝，有仁智通明之德，承汉初定，躬俭省约，以惠休百姓，救赡困乏，除肉刑，灭律法，薄葬埋，损舆服，所谓达于养生送终之实者也。及始从代征时，谋议狐疑，能从宋昌之策，应声驰来即位，而偃武行文，施布大恩。欲息兵革，与匈奴和亲，总撮纲纪。故遂褒增隆为太宗也。而溺于俗议，斥逐材臣，又不胜私恩使嬖妾慎夫人与皇后同席，以乱尊卑之伦。所谓通而蔽也。
曹丕：昔有苗不宾，重华舞以干戚；尉佗称帝，孝文抚以恩德。吴王不朝，锡之几杖，以抚其意，而天下赖安。乃弘三章之教，恺悌之化，欲使曩时累息之民，得阔步高谈，无危惧之心。若贾谊之才敏，筹画国政，特贤臣之器，管、晏之姿，岂若孝文大人之量哉？刘恒慈孝，宽仁弘厚，躬修玄默，以俭率下，奉生送终，事从约省，美声塞于宇宙，仁风畅于四海。
曹植：孝文即位，爱物检身。骄吴抚越，匈奴和亲。纳谏赦罪，以德怀民。殆至刑错，万国化淳。?
王朗：汉之文、景亦欲恢弘祖业，增崇洪绪，故能割意于百金之台，昭俭于弋绨之服，内减太官而不受贡献，外省徭赋而务农桑，用能号称升平，几致刑错。
刘渊：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汉道。
李世民：昔汉文帝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谓为民父母之道也！
司马贞：孝文在代，兆遇大横。宋昌建册，绛侯奉迎。南面而让，天下归诚。务农先籍，布德偃兵。除帑削谤，政简刑清。绨衣率俗，露台罢营。法宽张武，狱恤缇萦。霸陵如故，千年颂声。
何去非：吕后、惠、文，乘天下初定，与民休息，深持柔仁不拔之德。
苏辙：汉文帝以柔御天下，刚强者皆乘风而靡。尉佗称号南越，帝复其坟墓，召贵其兄弟。佗去帝号，俯伏称臣。匈奴桀敖，陵驾中国。帝屈体遣书，厚以缯絮。虽未能调伏，然兵革之祸，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吴王濞包藏祸心，称病不朝。帝赐之几仗，濞无所发怒，乱以不作。使刘恒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则东南之乱，无由起矣。
钱时：至于文帝，乃始以朴俭先天下，务农重谷，省刑罚，薄税敛，而遂措斯世于休养生息之地。三代而下未之有也。
朱熹：三代以下，汉之文帝，可谓恭俭之主。“”刘恒学申韩刑名，黄老清静，亦甚杂。但是天资素高，故所为多近厚。
邱濬：三代以下，称帝王之贤者刘恒也。帝之善政非止一端，而好言纳谏尤其盛德焉。后世人主于封章之入固有未尝一经目者，况敢犯其行辇而欲其止而受之乎？可用者未必肯用，不可用者辄加之罪，心知其善而口非之者亦有矣，况本不善而称其善乎。吁，若刘恒者，可谓百世帝王之师矣。
谢肇淛：三代以下之主，汉文帝为最；光武、唐太宗次之；宋仁宗虽恭俭，而治乱相半，不足道也；文帝不独恭俭，其天资学问，德性才略，近于王者，使得伊、周之佐，兴礼作乐，不难也；光武太宗，以俞业而兼守成，纬武经文，力行致治，皆间世之贤主也。
汤谐：孝文为三代以后第一贤君，史公在孝武时作《孝文纪》，故尤极无穷慨慕也。二十余年，深仁厚泽，纪中排缵不尽，止举其大要，而余者令人悠然可思。
王夫之：①汉兴，至文帝而天下大定。②文帝除盗铸钱令，使民得自铸，固自以为利民也。
曾国藩：天下惟诚不可掩，汉文帝之谦让，其出于至诚者乎！……盖其德为三代后仅见之贤主，而其心则自愧不称帝王之职而已矣。
汉文帝刘恒的家族传承
太祖：刘清，魏国大夫，晚年随子刘荣迁丰，坟墓鲜焉。
曾祖：刘仁浩（号），字荣，迁丰为丰公，葬江西宁都凌云山“天子地”。
祖父：刘执嘉，太上皇煓公，妣王氏、李氏，生四子：伯仲邦交。
父亲：刘邦，大汉高皇帝，建立大汉帝国，汉之肇始者。
母亲：薄姬，文帝时尊为薄太后，景帝时尊为薄太皇太后。
长兄：刘肥，曹氏庶出长子，谥曰齐悼惠王。
次兄：刘盈，汉惠帝，在位八年，廿四岁卒。
三兄：刘如意，赵隐王，为吕氏害死，享年十一岁。
五弟：刘恢，被迫娶吕产的女儿，殉情自杀，文帝时追谥为赵恭王。
六弟：刘友，娶妻吕氏，不服，为吕皇后幽禁至死，谥赵幽王。
七弟：刘长，图谋叛乱事泄，废徙蜀郡不食而死，谥淮南厉王。
八弟：刘建，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立为燕王，十五年薨，谥燕灵王，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杀之，绝后。
姐姐：刘乐，封鲁元公主，下嫁赵王张敖。
妻子：
史书中记有代王王后，但却没留下姓名，更没封号，生有四子，在文帝即位前均亡佚。
窦漪房，孝文皇后，历文、景、武三朝。
慎夫人
尹姬
长子：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88年至公元前141年），汉文帝刘恒之长子，母窦漪房。汉朝第五位皇帝（公元前156年至公元前141年在位），在位十六年，享年四十八岁。葬于阳陵（今陕西高陵县西南）。谥号孝景皇帝。在位期间，主要是削诸侯封地，平定七国之乱，巩固中央集权，勤俭治国，发展生产。百姓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下创造了大量财富，其间百姓富裕，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天下太平安乐，一派盛世景象，与其父汉文帝统治时期并称“文景之治”。
次子：梁孝王刘武（公元前184年至公元前144年），西汉梁孝王，与兄长汉景帝同为窦太后所出，汉文帝次子。公元前178年，刘武与刘参、刘揖同日被汉文帝分别封代王、太原王和梁王。公元前176年刘武被改封为淮阳王。公元前168年梁怀王刘揖夭折，刘武又被改封梁王，死后谥号为孝，故号梁孝王。公元前161年刘武奉命从首都长安前往梁国首都睢阳（今河南商丘）。刘武在位期间曾带兵抵御七国之乱中吴王刘濞的进攻，功劳极大，后仗母后疼宠和梁国土地广大准备争夺皇储之位。公元前144年十月病逝，葬于永城芒砀山，从代王至淮阳王到梁王，在王位三十五年，享年四十一岁，死后梁国一分为五。
三子：代孝王刘参（?—公元前162年），西汉代孝王，汉文帝刘恒之子。汉文帝三年甲子岁（公元前177年）三月，有司请立皇子为诸侯藩王，于是当时诸子皆立为王。其中刘参被立为太原王，刘恒另一子刘武被立为代王。两年后，刘武转徙为淮阳王，代地尽归太原王刘参，刘参号遂易为代王。建都于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代藩王系从此肇基。代王刘参的生母地位低微，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因此刘参在文帝时并不得宠，他的藩国势力也较小，在汉代的诸侯王国中基本上不起很大的作用。刘参前后为王十七年，汉文帝后元二年己卯（公元前162年）薨，谥为代孝王，儿子刘登继任第二代代王
四子：粱怀王刘揖（?—公元前168年），孝文帝刘恒第四子，汉文帝前元二年癸亥岁（公元前178年）二月乙卯，封刘揖为梁王（国），汉文帝前元七年戊辰岁（公元前173年）来朝，刘揖好《诗》、《书》，文帝甚爱之，汉文帝十一年壬申岁（公元前169年）来朝。在梁王位十年薨，谥为梁怀王，无后。葬于河南永城北三十余公里的芒砀山南、保安山东，墓室依山而造，规模宏大。
长女：馆陶公主刘嫖，窦皇后窦氏所生，下嫁堂邑侯陈午，女陈阿娇，所以又称堂邑公主，汉武帝时称窦太主。
次女：绛邑公主刘氏，史书未留其名讳，下嫁周勃之子绛侯周胜之，按西汉惯例，称为：绛邑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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