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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为何治国用酷吏(一)
2016-02-27 10:26:53 来源:汉刘网 作者:刘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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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所以要为兴酷吏的汉武帝说几句话,是因为不了解的人,并不能据此妄加批评。

 要谈论酷吏,不得不谈犯罪,要谈汉代的犯罪,不得不先说说汉代的犯罪土壤。

 但凡一个治世,都是“不得不”有所作为的治世,必是问题在先,治术在后。

 西汉的社会风气总体继承的是战国,治理弊端上继承的又是秦朝。

 战国时代什么遗风?

 《游侠列传》说“繇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埶,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搤腕而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

 这种风气在秦朝被搞定了吗?没有。《酷吏传》云:“昔天下(秦朝)之罔尝密矣,然奸轨愈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秦朝非但没禁止,反而其极也,还反弹了,直接让秦朝一蹶不振。

 更不用说推翻秦朝,一反秦朝吏治,改用罔疏无为的汉朝。所谓“汉承秦弊”,不仅是民生凋零之弊,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奸轨其极”的治理大弊。

 对于汉代的犯罪土壤和犯罪风气,《游侠传》说的清楚:“及至汉兴,禁网疏阔,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

《酷吏传》说的更简洁:“汉兴,破觚而为圜,斫琱而为朴,号为罔漏吞舟之鱼。”

 许多人批判酷吏,借口汉文帝时期好,没有酷吏天下也太平。未免有掩耳盗铃之嫌。

 对此晁错跟汉文帝谈话时颇有所触:“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汉初许多人因为失去土地,穷困流窜,成为做作奸犯科之徒,这些人就是用严法重刑也是治理不了的。故而文帝才干脆搞无为重农策略。希望通过务农禁奸。

 而循吏,也即能以文治化民的官吏,在文景时期拿得出手的只有可怜的“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之属”。且蜀地尚处贫凉,并非盗贼豪强盘踞之地,故稍加教化和安抚便能达到一定效果。

 虽说汉初也有“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的大好形势,但这却是萧何曹参坐镇治理的功劳。扒开来看,倒也不乏“高后时,酷吏独有侯封,刻轹宗室,侵辱功臣”的景色。显然,吕后爱用酷吏,但无碍“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的大局观。为什么吕后要让酷吏“侵辱功臣”?是辱吗?是杀威。通过“是故代相陈豨从车千乘”及后世“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来看,我们不能指望汉初功臣列侯有多廉洁自守。他们多是分封的大地主大豪族。刘邦在世时就敢妄言反叛。其后代也多侵占土地,网罗党羽,不乏奸事,只要不反朝廷,完全可以横行地方。吕后若不用酷吏杀威,恐也无“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的保障。毕竟汉初如何太平度过最危险且最艰难的十年才是一大难题。百姓穷极则为盗,流民不饱则为贼,他们自然需要妥善治理以保障其“衣食滋殖”;但诸侯及地方豪强也需要适当震慑。毕竟秦鉴、高祖时期的地方叛乱之鉴不远。

 当然,吕后用酷吏绝不仅仅是杀威诸侯功臣。其另一宗旨,在于用来制约刘姓宗室。对此刘友事件反映的很明显。因为不爱吕后立的王后而宠爱另一个妃子,被诬告而死。凡此种种,所谓“刻轹宗室”。然而若说吕后仅仅是为了迫害刘姓宗室才使酷吏“刻轹宗室”?恐怕不客观。刘姓王并非清一色的善类。大多心存欲念,一旦做大放纵,远非酷吏能制约的住。

 文帝时期,为一反吕后用酷吏治宗室的风格,便开始放纵刘姓宗室。刘姓王大得便宜,硬了翅膀,多有荒淫犯法的行径。文帝时期之所以太平,不是刘姓王们感于教化,而是因为文帝脸皮厚,能忍让。这却让朝廷大臣忍无可忍,直至,贾谊进谏,晁错削藩,引发七国之乱。

 同时社会犯罪也从未停止,许多犯罪组织依仗的正是“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的背景,以至周亚夫平乱时庆幸:“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无能为已。”搞笑的是,朝廷平定诸侯王叛乱,居然庆幸诸侯王没有利用一个江湖老大,这得多能耐,才能让中央任命的大将都作此感概?

 可对于中央来说,幸亏吴楚没养剧孟,若以后的“吴楚”养了一个两个三个剧孟呢?朝廷不可能放任这种治标不治本的荒诞秩序发展下去。故而任用酷吏是汉朝的必然性。

 “是故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才是高帝到景帝时期的秩序实景。犯罪偶像郭解的老爹,也是文帝时期诛灭,他儿子郭解并没有被文帝的德政感化成守法良民。反而成了比父亲更出名的犯罪狂。可见,高后文景时期所谓的天下晏然,只是天下晏然者的晏然,所谓的民从化,只是愿意从化之民的从化。

 景帝削藩也必用酷吏,因为循吏根本不敢惹权贵豪强,更别说治罪。《食货志》说:“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可见文景之治的繁荣和谐,并不是法制促成,而是宽纵与人情促成的面子政治。晁错早就说过汉初因为民众贫困,许多人不得不流为盗贼,靠严法也无法打击,只能给他们固定工作才行。于是汉文帝便“罔疏”,希望养民。但景帝时富起来的只有兼并豪党之徒的豪强宗室及公卿以下的官吏,而富的这一部分也开始腐败僭越和违法,贫的那一部分更贫。贫富分化出现了,犯罪却成了贫富共性。这让景帝很苦恼。因此不得不不重新起用酷吏。晁错才是景帝用的第一个酷吏,司马迁有意把晁错也划入酷吏中,只不过一句话带过“孝景时,鼂错以刻深颇用术辅其资,而七国之乱发怒于错,错卒被戮。”不太引人注意。晁错本来作为文臣酷吏,必会在法制改革和制度建设上大有一番作为,但却惹到了刘姓宗室,被逼宫而死。七国趁此兴乱,地方势力也趁机兴风作浪,武取兼并。至于役财骄溢、车服僭越都算是芝麻绿豆的小事了。晁错的削藩策,就是为总体打击结党营私与不轨的豪强诸侯的决定性信号,是西汉真正开始启用酷吏的肇因。之后才有郅都等一干酷吏出现。

 除了以上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外,到了汉武帝时期,又出现了两个新的极严重问题。一是造假币。一是偷税漏税。

 造假币事件的肇因是因为山东发了大水,汉武帝为了赈灾救济,用光了政府库存,还是不能救济,只好向商贾借物资救济。结果被奸商坑的够呛。于是下决心改革经济,打击奸商。

 “其明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虚郡国仓廪以振贫。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贷。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于县官。数岁,贷与产业,使者分部护,冠盖相望,费以亿计,县官大空。而富商贾或滞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焉。冶铸鬻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造钱币以澹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

 但凡一个社会,暴发户和奸商多了,法制却软弱,国家经济,民生安定就会吊在悬崖上。会起到不好的榜样,让百姓越发想方设法的投机趋利于他们自己,使贪利奸私之徒横行。晁错和贾谊都曾说弃农经商是天下“大残”。从文景到武帝,富贾势力依靠文帝“罔疏民富”崛起,便立刻勾结诸侯与地方豪强,赂资以犯法,势力盖过官府,根本不受法律约束。加之武帝时需要对外战争,国家经济虚疲,奸商势力乘机兴风作浪,盘剥贫民﹐投机居奇,把持盐铁﹐敛财巨万,隔岸观火却不佐国家之急,使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汉武帝起初渴望他们出手帮助:“齐相卜式上书,愿父子死南粤。天子下诏襃扬,赐爵关内侯,黄金四十斤,田十顷。布告天下,天下莫应。列侯以百数,皆莫求从军。至饮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乃拜卜式为御史大夫。”

 然而事与愿违。究其原因,有这么多巧取豪夺的奸商,也跟货币制度有关,“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黄金一斤。而不轨逐利之民畜积余赢以稽市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汉武帝只好造币打击奸商。

 “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而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氐无虑皆铸金钱矣。犯法者众,吏不能尽诛,于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国,举并兼之徒守相为利者。”

 没想到,骇人听闻的造假币浪潮汹汹而来。这可能是中国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官民勾结对抗政府的造假行为。一方面,新币推行让许多人的利益受损,也让许多人看到了“商机”。故而社会各个犯罪组织开始疯狂造假币、蓄假币,各个想变暴发户;一方面是利益集团和地方势力有意散布假币,打击和破坏汉武帝的新币政策。也不乏一些商贩参与炒作“今王侯朝贺以仓璧,直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因此,即便朝廷绞尽脑汁严打数十万人,仍不能禁止,这是多么强大的小宇宙。而奸民的犯罪理由也很屌炸天,“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氐无虑皆铸金钱矣”。由于本就犯了罪,又没钱交赎金,所以干脆大盗特盗,更无顾忌。

 社会顶风作案,飞蛾扑火。以至“犯法者众,吏不能尽诛”。没办法,只好“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在那个人为财死,失去理智的贪婪社会,放纵毁了社稷,管教更伤国家。民犯法不可怕,往往民不畏法才是最可怕的。

 这一切倒一点不怪看起来很“残暴”的汉武帝,要怪就怪风评很好很“可爱”的汉文帝。

 高祖时由于秦钱不便利,导致物价飞涨,遂改钱币,令民铸之,并设“盗铸钱令”。结果假币仍日益增多,汉文帝时不得不再次改革,推行四株钱,却“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废除了盗铸钱令。因此贾谊早就向汉文帝十万分严肃的提出过“令民铸钱,流铜于世,天下必奸”的大害。“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镕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善人怵而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将甚不详,柰何而忽!国知患此,吏议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术,其伤必大。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故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造假币风潮严重违背了汉初重农抑商的民生经济政策,百姓不喜勤劳致富,而好投机取巧赢利。而“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镕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的现象更是打乱了市场经济,严重扰乱了社会法制,还影响了农业发展。

 贾谊说的这么明白,为什么“老好人”汉文帝听不进去?汉文帝不是傻瓜,他会听不懂?表面看他是“万事以养民为先”的明君,而且开放铸币权,以铜为主,也能让社会良莠不齐、不清不楚的富起来。确实能达到短时间内膨胀国库,罔疏富民的暴发户效果。可真正让他不敢放开手脚的却是“是时,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的一方霸主吴王刘濞,及其背后牵连甚广的一大堆已经铸币上瘾的权贵豪强。史称吴王刘濞“招致天下亡命者铸钱”,“依铜山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不缴赋税,故“国用富饶”。这还不算其封地和其他收益。于是乎,面对上下并奸,贵贱同犯,汉文帝只好无奈而痛苦的“上不听”。

 汉文帝派邓通监钱被司马迁佞幸化,也是胡乱穿插。文帝早已关注贾谊所说的问题,只不过不敢妄动诸侯奸民,怕给地方势力和境外势力可乘之机。只好派一个最信任最宠也最实在的人去帮他造钱。实际上已经表现出汉文帝治国无力。但这解决不了经济犯罪和经济问题,充其量只是帮朝廷捞捞钱而已。而这也是不好迎合的景帝颇为反感的。

 老郭头也是栽在这上头。

 眼睁睁看着新币被造假风波毁掉。武帝实在没办法解决,只好禁止各郡国铸钱,改由上林三官的官方制造,下令把以前的废币废铜统统销毁,严禁非官方铸造的钱币流通。此时贾谊已经死了很多年了,该瞑目了。而百姓也是因为“计其费不能相当”,造假的成本比利润还高,所以假币才日益减少。即便这样仍不能禁止,“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可见汉朝屁民被惯纵的是毫无节操的,典型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利欲为上之民。

 至于文帝为何会被包装成一个以德化民的皇帝,一来,文帝靠功臣宗室供上位,本就照顾大臣诸侯。二来,文帝时期“民贫”,主要用于发展民生,加强吏治不是要务。三来,此时文帝还没有削藩,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蝴蝶效应还没有爆发。四来,“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只证明文帝仁厚宽让而已,代表隐性犯罪很猖獗。故而史官只书明好,不书隐恶,才造就了一个“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的君臣“同乐”的乌托邦(类似贞观、开元)。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后面,朝廷稍稍动真格了,社会犯罪便突然爆发,奸贼兴起,治不胜治,何况感化。如果文帝登基,敢于抛开人情执政,对七国加强法治,同时辅以他擅长的柔术德化,治标又入本。而不是面子政治,宽纵网疏,至少是没有后来官民对立,两极分化的现象的。而汉武帝的“罪过”就是敢比汉文帝担负治理国家的责任,敢比汉文帝整理诸侯贵族和豪强。其一生都在打汉文帝政治的脸。却殊不知文帝反而成了奸取豪夺之徒的庇护神。

 却也可见国人无节操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尊儒了也不过如此。要真尊个儒背背四书五经就能德化之,教化之、和谐之,秦国早传之万世了。跟如今天盗版几亿下载量的横行一样,法又怎能禁断。把这个盗版换成当时造假币的牟利风潮,又何尝不是“异曲同工”。司马迁却站着说话不腰疼,以平淮书讽刺汉武帝霸道,说张汤死后百姓并不思念他。这是句废话,奸民蜂起以身试法,投机牟财,利令智昏,杀一千都不足以儆百,愈治愈反制,何来百姓思念一个严打者。也不看看这些人也配称为百姓?公民意识、人民观念、国家概念、法制思维在西汉百姓心里几乎是半空气状态。

 除了性质极其恶劣的造假币浪潮,汉代奸商偷税漏税的现象也是历代较为严重的,且比之造假币更难治。起初,根本没人把朝廷放在眼里,商人想交多少钱就交多少钱,有的干脆偷税,或花钱从事犯罪。赋税从来就没有清楚过。于是汉武帝搞算缗,结果“是时,豪富皆争匿财”,根本没法搞。汉武帝只好以一个叫卜式的富人为榜样,又是加封,又是赏赐,又是表彰,鼓励大家配合算缗,为国家财政做点贡献。别说汉武帝软招软话没说,结果无人搭理汉武帝。估计还有不少权贵奸商背地里嘲讽和羞辱。这是一个政府彻底被刁民奸商无视的时代,你越惯他他越无视你,越不把你当回事。在汉朝当屁民好牛,日子过的好轻松。但很快就到头了。于是告缗兴起。

 告了一通后,史称“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中等以上的商人绝大部分查出了问题(并非全部商人),很少有翻案的。这话读着就挺阴阳怪气,以汉初“罔疏轻赋”的环境,汉武帝为振兴经济,加强管理,突然算缗,但凡上等富人就不可能老老实实交底,藏缗必是普遍现象。在今天都普遍存在,何况更没节操的古代屁民。只是司马迁无理的出于好事,故意不公平的去叙述和表现,只盯着吏治挑刺说事。非得阴阳怪气的扯什么很少有翻案的。直接把意思弄拧巴了。因其本人也是落魄子弟,本身反对武帝政治。肯定帮着“受难”者圆场。这些人可不是代表广大老百姓的“小绵羊”,他们养的可不是企业员工,他们可不是什么当代企业老板,而是兼并佃农、豢养奴婢的奸豪地主。本身就是投机剥削的猾贾。查出来的东西也很华丽,“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这些人也没跟文革右派似得被整的家破人亡,不过是从此以后“甘食好衣,不事畜臧”,吃好的穿好的,不再进行投机居奇的行为。因为投机倒把的环境大不如前了。

       有学者研究过,武帝时期的巨富光携带现金就有“千万及亿”。至如吴王濞之类诸侯王财富达万亿之多。完全是足以对抗朝廷的小型帝国。贵族跟官僚和商人不同是,官僚不能从商,商人不能当官(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为官吏。),但贵族却可以用特权经营各种产业牟利,并用所牟利益与政府争权。到此,反映出汉武帝吏治的一个特征,打击奸商、豪强以及诸侯权贵不法之利,平稳物价、缩小贫富分化,巩固社会经济,改善市场经济,摆脱财政上受制于诸侯权贵和奸商的被动局面。

 民间私资最大的问题是,在法治监督技术不发达、生产力不均衡以及经济(商品)单一的古代,有限的土地和物资过度流转到权贵私资手里,拉大了贫富,加重了剥削,当无法确保权贵私资的社会责任时,这些利益集团就会贱买居奇,压榨百姓,勾结犯罪,直至与政府争权争利,引发极端不良的后果;在国家遭受重大灾难,社会普遍需求支援,以及政府进行利国利民的基础建设的时候,政府资源就会非常疲弱,开发建设将会非常困难。国家财政收入也会极为被动。汉文帝靠发国债养活了一大批民间巨商,到了汉武帝时期社会经济已被这些奸商搞的乌烟瘴气,连续在税收、物价、招商引资方面被奸商坑害。同时西汉的民间私资还伴随着土地兼并活动,严重威胁着社会治安,最终由赈灾事件、假币事件以及逃税事件,引发了大规模的酷吏整顿效应。这一系列的酷吏整顿其实都是为经济改革和经济法制铺路的。

 其中有几点需要阐明:

 一,在社会责任心低迷的古代,汉武帝试图寻求民间资本合作来支撑基础建设、战争经济以及赈灾救济,结果遭到民间私资大规模抗拒,不得不改革经济制度,仅把盐铁酒官方化,实施部分化国有资本政策,以保护财政收入。其余产业民间仍可经营(到汉昭帝时废除了酒的官营)。

 二,在法制监督较落后的古代,经济犯罪极猖獗,汉武帝先用检举、告发,算缗治理,但没有什么效果,反而引发上下包庇,吏民并奸,只好通过吏治加强经济法制管理,即打击污吏,也打击奸民,是种有效且因时制宜做法,无对错善恶一说。

 三,在市场条件不发达的古代,民间私资剥削严重,导致物价腾跃,破坏了社会经济稳定,严重影响民生,民怨逐步增加,由此引发政府改革与民间私资的冲突。汉武帝通过平淮政策有效缓解了这一古代社会经济的硬伤。

 汉武帝通过吏治巧妙打击奸商贪豪与地方犯罪势力,使国家经济在战时不降反升,重新规矩和振兴起来。达到了“吏民轻犯法”、各地“不拾遗”的效果。既妥善维持了国防及军事经费,也改善了社会经济制度,达到了富国不增赋的成效。

 在更五铢钱之前,仅“十余万筑卫朔方”就花费百余亿,何况远征西域及平定四夷。每逢大战犒劳有功将士则往往需要“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至“浑邪王率数万众来降,于是汉发车三万两迎之。既至,受赏,赐及有功之士。是岁费凡百余钜万。”赏赐、安置这么多人也要花费百余亿。因防范水灾、灌溉引渠、开凿运输等需要,兴修水利等工程每每也要以百亿计。汉朝作为当时世界的超级帝国和经济霸主,富裕是惊人的,经济消耗也是惊人的。要想建设国家必须靠变法敢治才能实现,这远非文帝的面子政治所能比较。正如汉武帝所言,汉朝许多事都是草创阶段,如果不及时变更制度,后世恐怕更难治理。所以之后桑弘羊才得以施展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且“不复告缗”。史称“平淮”。这一切,根本不可能是以德化之能奠定的。若靠文帝那一套“罔疏”的人情牌只能使社会利益潜在裂变,法制沦丧,最终天下一盘散沙,贫富极端分化,豪强并起,祸国亡民。

 为讥刺汉武帝平淮,一系列巩固政本的经济改革以及打击经济犯罪的有为政治被司马迁含糊说成“盛极而衰”,不过是门外汉帮奸商污贾们混淆是非,依托的依然是文帝时期的罔疏政策。而屁民更是不管什么法或者德化,他们饿的时候只能靠中央救济,等到填饱了肚子便巴不得跟那些奸豪猾贾一样,想方设法暴富,所以哪怕遭遇灾祸,怜民救济的是汉武帝,商贾们趁火打劫,哄抬物价,隔岸观火。屁民还是渴望有朝一日成为暴富者。

 更不用说犯罪狂郭解伏法后,侠暴犯罪之徒大兴。“自是之后,侠者极众,而无足数者。然关中长安樊中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太原鲁翁孺,临淮儿长卿,东阳陈君孺,虽为侠而恂恂有退让君子之风。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佗羽公子,南阳赵调之徒,盗跖而居民间者耳,曷足道哉!此乃向者朱家所羞。”他们个个都比郭解坏的多。

 即便加强吏治的汉武帝,其下群盗仍然蜂起:

 “泰山、琅邪群盗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胜之等衣绣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诛。”

 冬十一月,诏关都尉曰:“今豪桀多远交,依东方群盗。其谨察出入者。”

 如此尔尔,吏治根本不能停止。而“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不过是西汉社会犯罪的冰山一角而已。

 与秦朝不同,秦朝把严刑严法织的很密,不搞分封,不养权贵,大搞劳民愚民政策,从而将犯罪活动逼到民间底层。汉朝宽刑省法,集权分封,致使权贵豪强兼并,犯罪分子与地方势力勾连。这样一来,皇帝动权贵,则伤筋动骨,牵连甚广。打盗贼,则打不尽打,上下包庇。许多问题也不是一个法字能讲清,讲了社会就听。很多人是如季路、仇牧一般死而不悔的,甚至还理直气壮、前仆后继,反过来报复朝廷。

 譬如“南阳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趋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称数。于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使督之,犹弗能禁,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诸部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及以法诛通行饮食,坐相连郡,甚者数千人。数岁,乃颇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往往而群,无可奈何。”

 他们是无辜良民吗?绝非,他们是“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称数”的土匪强盗。把这一切怪罪于酷吏,只是道学家弱懦天真下,思想的本末倒置。往往,汉朝即便用酷吏,也只能因贼众狡猾“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往往而群,无可奈何”。

 何况到了西汉晚期,违法犯罪更猖獗,“永治、元延闲,上怠于政,贵戚骄恣,红阳长仲兄弟交通轻侠,臧匿亡命。而北地大豪浩商等报怨,杀义渠长妻子六人,往来长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党与,诏书召捕,久之乃得。长安中奸滑浸多,闾里少年群辈杀吏,受赇报仇,相与探丸为弹,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丧;城中薄暮尘起,剽劫行者,死伤横道,枹鼓不绝。”

 这才是汉朝酷吏制度持续运行的原因。

 根本没有所谓良民一大片,和谐一大家的背景。汉武帝也不是弱智,倘若社会上人人自重自守,生财有道,百姓真跟羔羊一样,汉武帝脑子再抽筋,也不会用酷吏自己搞自己的太平王朝。

 酷吏更非是以狼御羊,以狼御羊,羊再怎么也不会变成狼;而是由于西汉分封及土地兼并,导致权贵和地方势力并行不轨,民间成为犯罪集团和犯罪组织勾连结社的温床,多纵横跋扈,行私利,报私怨,即便王霸杂用,辅之德教,也根本不可能敦化。面对西汉社会贪暴骄横的豪强盗匪之徒,用酷吏也只是“以虎趋群狼,力不能及”。倘若后世皆学汉文帝顺之、纵之、容之,国将不国,法将不法,地方骄纵,豪强兼并,贼盗横行,汉朝决计更快瓦解。

 如汉高祖这般任用游侠,又能协调六国豪族,身为开国皇帝的大人物,也只是镇住这些亡命之徒,却也不乏贯高、朱家、栾布这类出身刺客游侠的人横行无忌,权变中央;若一旦仁弱之君上位,却碰上剧孟、郭解、吴楚之属,那真可叫一个“百家争鸣”了。

 从利益角度看,奸商地主豪强以及权贵宗室恨死酷吏了,恐怕除了强化集权专制的皇帝以外,没人喜欢酷吏;而酷吏亦治酷吏。究其根本,汉朝结党营私现象甚重,远超于秦,能廉洁自守的屈指可数。这给朝政法度带来的极大干扰,严重威胁着国家安全,甚至超过外患。人们虽痛恨酷吏,却往往忽略自己的贪暴罪行不止也是养活酷吏的肇因。由于酷吏打击的主要是当时的利益集团。所以敌人很多为势力人物;一旦酷吏失势,就会跟当年的商鞅下场一样,世人毁之,史家害之,后人非之。哪怕酷吏也有他的贡献,有他的存在意义。

 酷吏在汉朝基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性格刚烈,勇悍,不畏豪强权贵。其中不乏值得称道者,故《酷吏传》云“其廉者足以为仪表”,“虽惨酷,斯称其位矣”。至于那些有污点而被查处的酷吏,也多敢于自裁谢罪。可见若非性格顽酷,何能以暴制暴也!其中是非恐怕很难简单化。只能说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一个贪暴横行的社会环境,没有一个奸宄滋生的犯罪土壤,也不会衍生出酷吏。酷吏也是中国从西周战国分裂法疏的人治时代,走向秦汉大一统的法治时代的缩影。只不过在封建大一统肇始初期的西汉王朝,中央的法治机器还在与地方的反治暴力进行着野蛮的碰撞和拉锯,人治思想还在与法治思想进行着摩擦沉淀,不可不谓感性中的“刚性时代”。因此有人也把汉代称为男人最有骨气,百姓最有胆气的时代。拨开历史,这并不能被看成是一个褒义,却也不乏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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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汉武帝 治国 酷吏 责任编辑:鲁-刘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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