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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通考疑
2016-03-23 00:09:19 来源:汉家刘氏网 作者:菜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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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通为什么要编造韩信假史?依笔者的判断,因为这样可以提高其历史地位。介于蒯通的全部资本就是与韩信见过一次面并鼓动造**未遂(其余的游说均子虚乌有),他以与韩信有交结为其最大资本,就利用这种“历史亲历者”的身份,将其“见证到的历史”散布出去,流传下去。在步骤上,先神化韩信,然后通过夸大韩信的作用,造成韩信“一股独大”的局面,因此但凡与韩信有关的史料都容易被人们记住,蒯通自己也就自然被织进了历史。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蒯通编造了大量的历史故事,即使对自己非常清楚的事实,也要作违背事实的记载,如此这般,上下其手,韩信自然丰满高大起来了,蒯通也因此达到了他的自我炒作目的。经过编造而活灵活现的史料便得意在非官方的渠道成功传播,韩信便顺理成章的成了军神兵仙,非常广泛且深入人心,于是蒯通这个小人物,成功地让历史记住了他——《汉书》甚至给他立了个专传,这是蒯通个人头脑的成功之处。蒯通不是创造历史的人,也不是改变历史的人,但改变了历史记载、历史记忆,此生“足矣”!只是这样一来,便造成了史料的极度混乱,极其矛盾,假史的盛行也遗祸后世,伤透了无数人的脑筋。《蒯伍江息夫传》还侃侃而谈的记有蒯通为齐悼惠王相国曹参之客,将齐处士(隐士)东郭先生、梁石君举为上宾事,此事连司马迁都不相信了,故未采纳。

可以肯定,经蒯通之手制造的假史数量巨大,传播久远,尽管被司马迁拦截了不少,但未拦截部分仍在市面流传,与司马迁收载的部分形成了当时重要的历史资讯。这也能解释司马迁何以会入选太多的假货。在笔者的记忆里,与韩信有关的假史在班固时代还有流布。那么在司马迁时代这种假史并不会少。因为司马迁受到太多假史干扰,又在非正常条件下写作,难免会被带入假史套路中。虽然我们看出司马迁对一些不合理的史料也有警觉而不予采信,但还是将大量不实记载纳入正史,而且在韩信相关记载上问题最为突出。对此,笔者的判断为:司马迁对韩信历史的渲染,最可能是受到了两个来源所误导——①蒯通之言②张良传说。估计还有③,即依韩信老家淮阴地区为中心流传的有利于韩信的传说。而这两个或三个来源,同时又都围绕韩信的军事能力和军事地位展开,故而都指向一个中心源头,即蒯通的编导。在现有的历史记载中,韩信本人从没有说过任何人的好话,都是其他人在疯狂的说韩信的好话,这大概就是被设计好了的韩信形象的根据。司马迁时代,类似鼓吹韩信的流言也不会少,所以会给司马迁留下深刻印象,左右了对历史记载的判断,以至于司马迁写《曹相国世家》时下了一种盲断,以为曹参是跟随韩信才功劳大大多多。但细究曹参传记,事实并非如此。曹参在韩信出道前及其后,均为刘邦集团的中坚,而与韩信共事的时间及战功并不占主要权重。只有击魏与齐与韩信同行,而击魏是韩信首次领兵纪录,曹参与其同行,甚至还起辅助辅导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曹参一度是韩信的老师兼监护人并不为过。平定魏国也是以曹参功第一封侯结束。所以,如果韩信假史的编造者确系蒯通,在经过史学巨擘司马迁的传播后,蒯通的不懈努力终于成为一历史记忆。这个蒯通对于信史的危害还真是被人小瞧了。

韩信的假史基本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军事史,写的天花烂坠,看起来很带劲,却一触即垮。由苟活于世的蒯通散布。这种八卦战史在刘邦活着时根本拿不出手,一拿出来就是欺君罔上、造谣生事的大罪。在吕后时代也不可能流行,吕后亲自制裁韩信,根本不会给其流传以市场。大约应在诸吕乱,文帝起,及之后废除诽谤罪、如淮南王之流的人开始广招文人宾客著私书时才开始发酵。到汉武帝中期已经成为民间韩信假史的根源。第二部分是依据蒯通假史的暗中流布,于韩信死后在淮阴一代衍生出同情韩信的传说和故事,这个在司马迁时期已经很成熟,从淮阴侯列传我们得知,这种故事已经延伸的到韩信起事以前,就不可能是蒯通能染指的范畴了,只能是淮阴人的杜撰和附会,司马迁在探访时可以随便打听到。时隔近百年。综合这两方面的假史蓝本,司马迁加以整理和升级,才逐步被后人进一步挥发,总体在明清两代彻底成为一个传说型的文学人物。

关于蒯通的身份,刘邦曰:“是齐辩士也。”言有不屑之意。但这却是对蒯通身份的权威定性,表明他不是隶属韩信的谋士,只是一个临时投机的献策者。持这种身份者,其所作所为,当时的称呼为以策干进,其作为无非是谋求荣华富贵。但蒯通在史料中的任何一次出场(辩士、相人),都表明其谋求荣华富贵的目的没有达到。蒯通鼓吹韩信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提出天下鼎足而三的局面,天下两分都打得不可开交,鼎足而三更是永无宁日。所以其建言、进言无论包装了多漂亮的外衣,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自己捞取功名之私利。由此联想到还有一则蒯通与齐人安期生拒受项羽请其作官的历史记载,估计也是蒯通自编自导的。他是个想作官的人,如果项羽真来请,不可能不去。试想,蒯通跟韩信也不熟悉,还要硬贴上去,反复鼓动韩信叛汉,其目的不就是为了个官字嘛。否则,蒯通与韩信何亲,在韩信已明确拒绝的情况下,还是不依不饶进言。如果大家仔细推敲一下蒯通的进言,还不完全是个天下鼎足而三的局面,而是个刘项两家仰齐之鼻息而存在的状况。这就纯属蒯氏异想天开的胡说八道了,事实上根本没有出现这种局面。且不说韩信与刘邦的交情远超过他跟蒯通的,即使有心叛汉,也会拒绝蒯通的进言。因为一是蒯通的进言太不靠谱,二是韩信没有背叛刘邦的本钱。通过考察史料便可发现,韩信从来就没有掌握一支基本队伍,没有培养出一个高级军官。这是韩信不得不忠于汉的原因所在。另外,项羽使者武涉说韩信之辞与蒯通所论精神高度契合,估计真实性也有巨大水分,应与“蒯通说韩信”同出一源的工程之一部。

蒯通,《史记》无传,《汉书》则有《蒯伍江息夫传》。但《史记田儋列传》专门提及,其曰:“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通善齐人安期生,安期生尝干项羽,项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项羽欲封此两人,两人终不肯受,亡去。”据此,蒯通应当还染指了《战国策》。而笔者对《战国策》的内容基本持怀疑态度,那么,凡是出自蒯通或与之有关的语言当予以深究。蒯通其人实为辩士之流,专善作危言耸听、大言欺世之论,其所述多半靠不住,有他们染指的文字也多存水分。苏轼诗《安期生并引》曰:“安期生,世知其为仙者也,然太史公曰:蒯通善齐人安期生,生尝以策干项羽,羽不能用,羽欲封此两人,两人终不肯受,亡去。予每读此,未尝不废书而叹,嗟乎,仙者非斯人而谁为之。”其故事来源就是《史记》。世知其为仙者也,世是怎么知道的呢?还不是蒯通自己说的!仙人安期生在秦楚之际的活动仅见于蒯通。这则故事是用于提升蒯通人品的。估计编造这种故事的目的旨在通过广为人知的安期生,强化他所传故事的可信性。这样的独立来源,本身就需要强烈怀疑,何况与蒯通这个极不靠谱的人有关。凡是与蒯通有关的史料一经核实,多半是空洞的假史。

《史记乐毅列传赞》太史公曰:“始齐之蒯通及主父偃读乐毅之报燕王书,未尝不废书而泣也。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於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据此,盖公与蒯通为同时代人,距安期生四代,安期生的活动时间当在战国时期,到不了秦楚之际。当然,蒯通也是从战国时期入秦汉的,认识安期生不奇怪,估计应该是忘年交了。论年纪,蒯通至多跟乐臣公同辈。安期生要高出好几辈,至蒯通时应该成为传说中的人物了。秦始皇东巡时曾在蓬莱岛与他相遇的说法,也是传说之一种,当不得真。但要说项羽有请,则过矣。

《史记》将蒯通介绍附于《史记田儋列传》,其着眼点是嘉奖其与安期生不受项羽封官的反楚气节。这显然是司马迁被蒯通自导自演的故事忽悠了。蒯通的几则传闻都是为民请命式的,但与事实出入甚大,编造痕迹明显,稍一推敲既可定其为伪。有蒯通介入的历史,尽管多为假史,但因其活灵活现的故事色彩,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便使其极易流传,而且一旦流传开来,又会使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尧舜禹汤又有多少事让后人传颂?比起韩信来还差得太远。这大概是蒯通对韩信历史地位的“贡献”。有句古话:言之不文,其行也不远。说的是平淡寡味的记载很难流传下去。反过来的问题是,言之有文的传言,固然行之也远,但更有可能是将虚假的文学虚构,洗脑入人心,搅乱了信史。蒯通及韩信的故事应属此种。因为剥去蒯通为民请命的假面具,即可将其还原为以策干进的辨士者之流,最终揭露其为韩信假史的主要作弊者。

前面说过,在蒯通一系列游说记录中,可以确定确实发生的蒯通活动只有其策动韩信叛汉一事。因为擅发兵一案从头到尾不论是韩信还是汉朝官方,亦或是第三方,都没有涉及引出蒯通,有一种说法认为韩信隐瞒蒯通是想一口咬定没有擅自攻齐,但似乎蒯通压根不是主谋这一论点更为可信。因为以韩信的性格,在被逮捕贬职这个既定事实已经发生的节骨眼上,即便不认罪也应该拉出蒯通来出出气,多少给自己洗洗白喊喊冤,但韩信并没有提他。原因应该很单纯,韩信自个儿就是擅发兵的主谋,蒯通即便当时在韩信麾下也根本不是什么重要人物。

即使是策动韩信叛汉这个事,也肯定不是真实的场景还原,而是事后补齐。何以见得?首先,在时间上,这个事情发生在韩信已被汉册封为齐王、且拒绝了项羽使者的离间。其次,蒯通的游说是以相士的面貌出现,提示此前的所谓鼓动韩信无视郦生之约击齐为无稽之谈。其三,也是最为重要的,即韩信的功劳及韩信当时所处的地位与事实不符。韩信所率汉军,仅为整个汉阵营之一部,远非全部,还有数支与韩信无隶属关系的汉军在灭齐过程中建功立业。所以把定齐完全划到韩信名下根本站不住脚。韩信更不可能具备让楚汉两边仰其鼻息的状态。韩信的功劳只是参与了灭魏定赵(不含定代)灭齐,而且功劳都不主要,韩信在赵地并非汉军主将,汉军在赵的武装力量有好几支,包括刘邦也不时在赵亲征,有史料可查的,燕为汉将召欧击破表,结盟一事是李左车一案的子虚乌有。汉在齐的武装力量也有好几支。韩信被立为齐王后,齐地并没有平定,由灌婴、曹参后续平定。龙且为韩信所败也不可信。《功臣表》记杀龙且另有他人(阳都侯丁复属悼武王杀龙且彭城。肥如侯蔡寅以魏太仆三年初从。以车骑都尉破龙且及彭城。乐成侯丁礼以都尉击项籍,属灌婴,杀龙且。高陵侯王周以都尉破田横、龙且。中水侯吕马童以司马击龙且),并且地点也不在齐国。其中丁礼与吕马童是灌婴部下,而另外丁蔡二人与韩信没有任何关系,其地点不在齐,而在彭城。两千年后的曾国藩也不认可韩信破龙且之战,以为根本没有这样的技术手段完成截水放水这样的工程。可能正是因为如此,楚国才试图拉拢韩信这一直虚弱的力量。因为韩信根本没有独立的打败过什么楚军和楚名将。

蒯通当时人在齐国,应知道这样的情况。可以肯定,蒯通在游说的时候,绝对不会面对韩信扯出这种与事实出入太远的牛皮,所以即使真有鼓动韩信谋反的记载,也是经他日后加工过的。之所以他要作这种违背事实的加工,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下面会论述到。简单推敲一下这种游说的真假部分。游说的发生是真,韩信的拒绝也是真,韩信拒绝的借口估计也是真的,只有游说的内容不真,理由详上。如果以这种不着边际的论调煽动韩信,也肯定不会被接受。即使以当时的实际情况诱惑韩信,韩信在没有实力叛汉的条件下当然不会为之所动。所以韩信的推托更像搪塞,他用不着跟蒯通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人说那么详细。但蒯通日后为了塑造自己前主子的高大,便据此将韩信包装的很忠心很满足,萧何给韩信所下的国士无双定论,极可能是出典于此。否则,韩信方入汉,有什么事情可以表现出国士的品格呢?所以国士一说或为倒溯式的加工。为什么拿萧何包装韩信呢?萧何是文官,韩信又善夸夸其谈,在汉中时或与萧何有过交流,萧何推荐韩信一事便被后来的蒯通利用,杜撰了所谓国士无双、拜将之类的事。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刘邦在汉中就认为韩信并没有什么能力,返回关中也无韩信什么事迹,反倒是韩王信因汉中显出一番战略建议得到了刘邦的拔升。汉中对极可能是伪造,而且伪造的参照对象就是韩王信。另外,萧何追韩信让刘邦且怒且喜,刘邦看到韩信之死且喜且怜之,两者为同一文学句式,这两个事件均与韩信相关,极可能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为什么说韩信事迹是系统的造假,是因为韩信的事迹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盘根错节与其他人的历史交织在一起,比如刘邦的高度肯定,张良的高度欣赏,萧何的高度赞誉,故而显得特别扎实特别可靠。貌似除了蒯通这样能说会道的辩士言者,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够完成的。使读者在质疑的时候,诚可谓欲击其首,则其尾起而抗之;欲击其尾,其首又强势抗争;所以欲不认其为真史,亦难矣哉。但是,且慢,毕竟在盘根错节、环环相扣的记载之外,还存在其他特别冲突的记载/资料,故又提示人们不认可这种所谓特别可靠的记载。比如前面的拜将台故事,已被拆穿了。让我们来考量韩信事迹造假系统工程的盘根错节部分。

汉三杰与三位一体是韩信历史地位的最重要支撑,后世人们基本倾向性的认为大汉天下是韩信一个人打下来的。因为无论是汉三杰,还是三位一体,韩信都在其中充当了主角。虽然之前韩信的多数功劳都已被拆穿,但没有注意到在这两个“三”里面的虚构成分。刘邦的汉三杰论,笔者也无数次引用过,直到最近才发现其中的真实性存在问题,而且是大问题。笔者是在彻底梳理韩信事迹时才发现其中猫腻的。因为三杰论中的三人及三位一体的三人都应是平行平等关系,但仔细推敲就会发现,这两个“三”里面,皆是以韩信为中心,且是非常突出的中心。比如说三杰论中的另外两个人萧何、张良都大力抬捧韩信说好话,而韩信从没说过另二人的好话;岂止没说过另二人的好话,任何人的好话他都没说过,都是其他人在说韩信的好话。所谓刘邦最推崇的三个人,中间的两个又极推崇剩余的一个人,这样一来,韩信的地位一下子高出来了,成了中心就毫不奇怪。再仔细推敲又发现,三杰论的发生场景也有问题。刘邦问项羽何以败,答话的是高起、王陵。王陵是刘邦集团的重要骨干,高起则名不见经传,汉初功臣封侯者140多人,此人不在其列,如此重要的历史对话怎么轮到这样一个无名之徒出场?自古以来不少人为高起的来历想破了脑壳,也百思不得其解,其存在与否也就存疑了。汉得天下之功,并非三杰居首,萧何甚至被人认为无寸尺之功,刘邦拔升他为第一,曾引发巨大争议。三杰中另二人说韩信好话的事也不可靠。萧何说韩信的事真实性的可疑已如前述。张良说韩信好话的事比起萧何反而更加不可靠。因为张良此番美言是在刘邦彭城战败后,张良此前根本不认识韩信。至少在张良说那个话的特定时段,韩信没有什么表现,反而在彭城大败于项羽之手。张良不可能反常的突然让刘邦把打天下的全部重任押在韩信身上。即使张良缺心眼,硬要鼓吹韩信,刘邦也不会这样做,实际上也确实没有这样做。

张良说韩信的好话,大概又是三位一体的重要来源,这三个人在当时都处于没有把握的姿态,根本不可能进入汉集团权衡轻重的考量。简要分析一下张良的推荐意见:

至彭城,汉败而还。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良进曰:“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汉王乃遣随何说九江王布,而使人连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韩信将兵击之,因举燕、代、齐、赵。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留侯世家》

这段话的核心落在最后二句,即汉之天下是此三人打下来的,且以韩信为最,这应该是三位一体说的最初始来源。但这个结论本身就站不住脚,不说在此前已经独立带兵的曹参、灌婴、周勃等一干功绩卓著的名将,吕泽往哪放?陈豨往哪放?韩王信又往哪放?这个结论有严重问题。前面提到张良说这话的时间根本成问题,此时是汉二年汉败彭城之后,当其时,话中所说的三个人除了韩信之外,其余二人都不是汉阵营中人!——彭越是单干户,汉对彭越没有指挥权;黥布是独立的九江王、楚之盟友,是否会叛楚归汉也是未知数。彭、黥二人作为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可以考虑争取,但如果还没有争取到己方,就作为依靠力量而纳入作战规划,制定战略,显然不可靠。除开此二人,就是刘邦阵营的韩信,他在击魏之前没有任何表现,只有三次不着调的窘相,一处是被章邯堵截在陈仓,靠赵衍救活;一次是彭城作为刘邦麾下大败于项羽;一次是平魏,被曹参占尽了风头。韩信是否真能成为依靠,根本是不靠谱的事。况且当时刘邦部下独立战功者甚众,曹参、周勃、靳歙、灌婴皆是刘邦器重的中坚力量,如果再考虑事迹或隐没的吕泽、陈豨,刘邦阵营根本不缺比这三人靠谱的棋子。张良偏举荐了自己不熟、刘邦也不那么看重、能力有巨大水分的韩信,于情于理,都有问题。何况张良这番话的内容,与刘邦日后的行事轨迹完全不合。捐关以东等弃之,所谓关以东,即整个函谷关以东,但史料明载,刘邦一直坚守荥阳、广武,与项羽相持。与项羽正面作战是整个楚汉战争的主战场与主旋律,项羽完全没有吃到刘邦的甜头,反而被刘邦的战术打的一天不如一天。所以刘邦日后称帝前,诸侯劝进时言刘邦的功绩最高,并不是一句客套话,而是实情。黥布与项王有郄,指项羽发兵击齐,要黥布助战,黥布没有亲自出马,而是派兵数千,惹得项羽不开心。在当时的资讯条件下,汉方未必能知道得如此清楚。而且,以黥布与项羽的关系,这种事情未必就是汉方仰赖黥布的保票。黥布与项羽决裂,是否就能加入到刘邦阵营,加入之后是否就会听刘邦的差遣,皆是没把握的事。至于彭越,本来就是一股独立势力,虽然汉王封他为梁相国,相当于汉阵营在魏地的利益代表,但这种虚衔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他仍然根据自己的需要或生存状况,时而叛汉时而叛楚。彭越所表现出来的不可靠的行为特性又岂能如张良所言可以委以重任?韩信历史地位的形成,是否与张良这种不甚可信的传说有关,亦值得思考。

更可奇者在于,传说中的张良在说这话的时候,可能根本不认识韩信。韩信入汉的时候,张良已随项羽及韩王成出关到彭城。那时张良岂止不认识韩信,甚至都不知道世上还有韩信其人。张良识得韩信,最早也要到他从项羽处回到刘邦身边,当时刘邦东征,军容浩荡,韩信与张良非同职同位,他俩是否接触过也没有明证。所以张良即使有机会在这个时间段结识韩信,他所结识的韩信,还是一个没有任何表现的韩信。而不怎么就认识了韩信的张良,在兵荒马乱落荒而逃的时候,居然五迷三道的强力推荐起尚未有出色表现的韩信,啧啧啧,天下怪事莫过于此,太没有根据了嘛。所以,笔者一定要将这种记载定位为传说,记住,是传说,看官们以后千万要慎重使用,不要迷恋传说。而且注意,此处的“因举燕、代、齐、赵”之说,又在张良的其他事迹之前,属于结论性描述,跟推举韩信又是一个整体性描述,极可能这个情节本身就是当时流传的一个故事段落,连司马迁也被绕了进去。

黥布反叛,刘邦不解:待你不薄啊,怎么回事。臣下说了,韩彭黥三位一体啊,岂有不反之理。这大概是三位一体说的首次明确出笼,恰好与前面张良所说相呼应。黥布反时声称,韩彭都不在了,刘邦年纪也大了,灭谁也不在话下了。这既是三位一体的佐证,也是黥布力挺韩信的明据。黥布与韩信彭越没有交集,没有领教过韩信的高明,而且黥布自身还颇为骄傲,连项羽都不放在眼里,会发出这般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感言吗?其他名将与黥布同样没有交集,他们的功劳也很大,怎么黥布不提他们呢。事实也证明名,黥布造**与韩信在不在根本无关,黥布也根本打不过刘邦。这个感言实在是插入的有点牵强啊。

三位一体无非是三个在汉朝建国之路的半道上出现的异姓王,且彭黥功劳被虚化,韩信功劳又超满,一个人超过另外两个总和还有余。这种明显不对称的异姓王三位一体,让人看着别扭啊。而这一切的造假者,第一嫌疑人便是以鼓吹韩信为生的蒯通。因为蒯通活到了刘邦之后,目睹了韩信从崛起到灭亡,汉初最终平定异姓王叛乱的整个过程。加之他在汉朝没有什么功名,还牵连了韩信谋反案,便对自己魂牵梦绕的韩信有了寄托之情。围绕着被刘邦封为功第一,以及最终“逮捕”韩信的萧何展开了系统的捏造工程,于是乎便有了萧何的所谓国士无双,有了月下追韩信的萧韩基友情。细读不难发现,三杰的实际地位和影响力远远跟现实历史不符,三结论无非是为了凸显三杰的不同结局,萧何功成名就,张良淡泊名利,韩信功败垂成。这样一来越无权越失败越伟大的“格调”便被大抵定型了。三杰的过度不实的突出,可能还跟刘邦封萧何功第一引发的抵触舆论有关,既然萧何这样被人认为“无寸尺之功”的人都能封第一,那么张良、韩信之流估计也就有了“上位”的机会。这在汉初流言里,倒也不是什么创作方面的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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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责任编辑:鲁-刘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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